湖北武漢去年12月初出現武漢肺炎零星個案，因官方隱瞞致疫情失控，演變成全球大流行。今年1月23日武漢緊急封城，為中國式極端抗疫模式拉開序幕，由人肉看守通道、圍板封門，到高清鏡頭、人工智能、健康碼及人臉識別，不顧人權私隱，低高端監控手段盡出。隨着疫情趨緩，中國把抗疫手段當作大外宣武器。不過，國際非政府組織「國際民主及選舉協助研究所」（IDEA）12月初的報告便指，全球因抗疫而損害人權及自由的國家中，中國排名是倒數第四。多名政治分析員均向《蘋果》表示，內地經過抗疫大演練，對運用各種先進科技監控人民變得更為成熟，未來控制社會的程度只會更趨嚴密。

去年12月，湖北武漢出現不明肺炎疫情，隨後疫情失控，全國各地「遍地開花」。為免疫情失控，1月23日，中央決定封鎖人口約1,100萬的武漢市，可謂史無前例。

為了防止疫情擴散，社會利益凌駕個人權利，甚至連寵物也被濫殺。多地的防控人員為免疑似患者外出擴散病毒，就會將對方禁錮在住所內，再強行封死大門或大廈出入口；屋苑禁止居民自由出入，即使外出購物，也會限制人數。有網上流出影片所見，有民眾外出未有戴口罩而被捕，其間在旁人士竟視對方如曱甴般，在其身上不斷噴上消毒劑，盡顯人性醜陋一面。

民眾被限制活動，或者會用體諒的心情去看待，惟當去到暖飽權利受到威脅，亦會走出來反抗。封城期間，當局竟用上垃圾車或救護車運送食物，民眾即時抗議。人受到壓迫時會反抗，但可憐的動物，卻未必有能力反抗，只能被自私的人類強奪性命，例如浙江永嘉沙頭鎮高浦村當局曾以防制疫情為由，對村內的寵物、家畜家禽進行撲殺。

內地今年農曆新年後急於復工復產，浙江杭州因復工後爆發感染群組，官方於2月7日提出要推出健康碼，兩日後騰訊首先推出「防疫健康碼」供市內餘杭區使用；2月9日深圳成為首個推出健康碼城市。之後全國城市陸續引入與電子錢包綁定的健康碼，僅騰訊「防疫健康碼」上線25日使用人次超過10億，上線36日獲9億用戶採用。健康碼會按民眾自報的健康資料及身處位置的疫情風險，分為紅、黃、綠色，只有綠色可以正常出行，出入超市、乘車或進入上班地點。

由於所有公共場所或上班地點均要使用健康碼，且全國互通不同平台的健康碼資料，官方完全掌握使用者行蹤外，還了解到其生活及消費習慣，極度侵犯私隱，形成政府擴權誘因。江蘇蘇州市政府9月曾打算升級健康碼為「文明碼」，按民眾行為來加減分，分數過低即予懲罰，以數碼監控來界定個人文明程度，終因社會反彈才暫停，但已暴露了健康碼監控副作用。

武漢 3月8日實現確診病例零新增後，不斷再有無症狀感染者，至5月9日起武漢東西湖區爆發社區感染，市政府11日緊急通報，決定全市近千萬居民要在十天內全部接受核酸檢查，以驗出所有社會隱形病人及感染者，切斷傳播鏈。

最終，武漢在「十天大會戰」中共檢測超過989萬人，耗資約9億元人民幣（約10.7億港元），找出300個隱形病人。自此，不同省市只要社區感染個案增多便考慮全員檢測措施，至今先後有黑龍江牡丹江市、雲南德宏州瑞麗市、天津市濱海新區、內蒙滿洲里、 四川成都市郫都區及黑龍江綏芬河市曾舉行強制性的全員檢測。踏入12月中，遼寧大連及北京先後有本土感染個案，截至25日，大連市全員檢測超過475萬人次；北京順義區26日開始全員檢測，累計80萬人要接受檢驗。發現檢測結果呈陽性的社區進入「戰時狀態」，實施封閉式管理。

外界質疑全員檢測的準確度，能否找出所有感染者及有效切斷傳播鏈外，更擔心民眾被迫將個人的生物特徵被政府掌握，以及有外洩的風險。

根據湖北衞健委紀錄，1月22日湖北新增69宗感染，當中武漢佔62宗，全省累計444宗感染，其中17人死亡，但官方在23日宣佈同日早上10時封城，並決定參照2003年「沙士」時期北京7天建成小湯山醫院模式，用10天時間在武漢建成有813張床位的火神山方艙醫院（即臨時醫院），專收治武肺感染者，2月4日正式接收首批患者，並從解放軍抽調1,400名醫護人員到火神山工作。

疫情高峯期間，武漢共設方艙醫院14間，共計病床約1.3萬張，至3月10日最後一間方艙醫院休艙為止，共收治輕症患者1.2萬多人，平均每4名武漢肺炎患者便有1人入住臨時醫院。全國先後抽調343隊，共4.2萬名醫護人員到湖北支援，至3月25日起始逐步撤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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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黨校校刊《學習時報》前副編審、兩年前旅居美國的政治學者鄧聿文表示，中國的抗疫雖然使用了很多違反人道的手段，但從結果來倒推看確是成功了。

更重要是將中共的管治危機變為機會。鄧聿文：「與西方世界（的疫情）一對照，早期老百姓（因瞞疫）的憤怒情緒一下子便消弭。」他指，官民雙方也因而對所謂的舉國體制更具信心。

不過，中共急急對外宣揚自己的抗疫模式和利用抗疫物資逼外國支持，卻惹起西方國家反感，即使中共的宣傳後期有所收斂，但鄧聿文指已無可挽回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戒心「感覺到習近平全球擴張的野心」，形成一個非正式的反中戰線。

至於國內，他認為極端的控疫手段可能在疫情緩和後轉化，例如暫停使用健康碼出入公眾場所，讓民眾不再明顯感受到嚴密管控，但官方在抗疫中的手段、經驗及收集到的民眾個資，則會令未來的數碼監管變得更嚴密和日常化，「例如在各路口加裝了的監察鏡頭不會拆，繼續用」，確保國內任何地方只要出現異動，官方也能立即知道，如判斷是對政權有威脅便在苗頭階段將其消滅。

鄧聿文認為，這種無孔不入的數碼管理不會引起民情反彈，因中共是具超強的管治機器外，民眾普遍也有怕亂和期待統治者仁慈的心理有關。

時事評論員桑普也表示，中共用來抗疫的天眼、健康碼、大數據及人工智能等科技會沿用到未來管控社會，但內地民眾公民、人權意識淡薄，相信不會有反感，助長中共暴政的升級。

桑普指出，抗疫成功的後遺症更在於外交，中共及中國人因抗疫成效而亢奮，民族主義升溫，「可以話天朝向外擴張的趨勢會更加明顯」，遭到自由世界國家摒棄和對抗，並可能激發在中印邊境、東海或南海等地的軍事擴張。

他認為，中國在國際推動其精密極權式抗疫，例如國際健康碼，相信只會在中東、非洲的極權專制國家才有市場。桑普指，若中國推動成功則世界截然二分，民主自由會遭到威脅。

《蘋果》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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