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午間，我應邀出席理工大學的同學和老師的集會，與大家分享我有限的人生經驗和興趣。主辦人十分有心思，在宣傳資料裏不但提及我當立法會議員的一面，也談到了我的讀書和寫作。結果，我們的交流沒多少是討論民主普選等政治題目，反而最深入地談我二十年多的寫作、閱讀生活，為什麼我寫了那麼多關於金庸小說的評論，為什麼我又寫政論又寫食經，我看什麼書，怎樣看書和為什麼閱讀的材料那麼雜。也談人生的態度──我希望我沒有說教或者嚕囌，只是誠心誠意地分享我並非一帆風順的歷程。

說了才省覺，原來這許多年，我真的差不多是天天寫作、天天閱讀，寫的讀的都不一定是重要的言論和事件，但是的確恒常，原來這是我生活中最穩定的一部分。有時記者訪問我，問我是不是個理性型的人，我總是不知怎樣回答。如果「理性」是相對於「感性」，我就絕對不是不感性。
事實上，我相信每個人都要讀點文學書籍，因為文學培養感性，沒有發達的感性，就很多人世間的事都不會真正了解。我寧願形容自己是個愛思想的人，事實不肯止於接受表面、即時，總愛追尋過去未來，直觀橫觀，要全面、整體，只因為我想了解。有時自己也會訝異，知道那麼多無用之物作什麼？明明倦得眼皮也抬不起來，卻仍拚命地追看故事和圖書，看偵探小說、武俠小說固然，但是看傳記、看天文地理都是一樣。我疑心日子久了，於是人也變得孤僻以致陰沉起來。我聽同學問我如何對付我加諸自己的壓力，問我對公與私、事業與家庭的取捨，深感到政治只是人生中一個很小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