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緣份拿起相機，應該將其發揮到最極致。」──陳朗熹

橙色火光與催淚煙、中大示威者的剪影以及在空中飄揚的黑旗寫着「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張攝於2019年11月12日晚上的照片，你一定在某處看過，照片廣泛流傳，成為反送中運動一年裏面，其中一個最關鍵的影像記憶，亦是台灣網媒《報導者》推出的反送中運動特輯書刊的封面照片，他的照片，為香港示威者的血淚吶喊在台灣打開了一扇窗，有力的照片，讓人記得。

陳朗熹形容，拍攝這張照片之後，他只記得兩件事，「第一件事，煙，到處也是來自示威者汽油彈產生的煙，以及警方所發射的催淚煙，那三小時，長期伸手不見五指，你去過現場你就會知道；第二件事，當時每隔幾分鐘，就會有一個傷者被抬出來。」

現年26歲、入行三年多的自由業攝影師陳朗熹，最近得獎獲肯定的，除了中大保衞戰這張照片，亦在2019年7月1日立法會議事廳內，拍下獲得「香港攝影記者協會《前綫‧焦點》新聞攝影比賽：年度照片」的作品，當時他為台灣媒體《報導者》工作，為這機構在香港拍攝的攝影師只有他一人，對比起本地大報為大新聞派出多名攝影師的做法，他顯得形單影隻，也促成他做出賭博一樣的專業判斷，「我入到立法會第一件事，沿着示威者的路去走，看看有甚麼發生，統統拍下。不到幾分鐘，我下了一個判斷，就是我要在議事廳內等候，這個判斷是一個賭博，示威者有機會進入議事廳，也有機會無法進入。我無視所有事情，因為我知道這張照片，太重要。」

無數記者拍攝示威者塗黑區徽的一刻，唯獨陳朗熹這一張位置正中、光暗與細節剛好的照片，突圍而出，是一個攝影記者的專業的總和，包含了正確判斷和適當的後期處理，當然，還有一定的賭博運氣。獲獎讓他聲名大噪，但他認為，「其實獲獎背後，我並不開心，因為裏面是很多暴力、有血有肉的示威者所組成的影像。」

2019年6月一夜之間 自由採訪變成戰場
在拍攝反送中運動之前，陳朗熹主要拍攝新聞、社會事件。第一次拍攝反送中相關事件，是2019年6月6日的法律界遊行，「拍攝期間很自由，一如以往，像前幾年一樣工作。」

其後6月9日百萬人大遊行完結後，接近6月10日凌晨，第一次激烈衝突發生，「本身在海富中心附近，已經打算離開，忽然間，行家說煲底有事發生。」當時小部份示威者嘗試衝擊立法會，在芸芸「白衣」遊行人士中，「勇武」和「Black Bloc」策略，依然是新鮮事，決定衝擊的小部份示威者，當時連「豬嘴」都未有，也未有人擺三角鐵馬陣，只將鐵馬拋向立法會正門前面堆成山。然後速龍亦到場，向衝擊者噴胡椒噴霧，場面混亂。

陳朗熹認為，這一晚是被遺忘的，「沒有6月9日的示威者行動，就不會有6月12日的誕生。」當時陳朗熹和行家都未有任何裝備，一夜之間，他的工作變成如戰地般的危險程度，「當晚在告士打道，人們的慘叫聲、慌忙走避的畫面，其實對於我來說感受很深。」

水炮車刻意瞄準發射 被阻礙採訪成日常
2019年7月21日上環警民衝突， 陳朗熹在拍攝期間，相機被一個玻璃瓶擊中，劈開一半，雖然算是為他擋了一劫，但他仍萬分無奈，「當時我已經失去工作的工具，眼白白看着衝突發生但無法拍攝。」

2019年10月，陳朗熹變成警方武力的受害者，「10月中，警察已經開始使用水炮車驅散人群。我跟一個外國行家，在彌敦道行人路上追着水炮車採訪。水炮車向着我和這名外國行家發射，但其實方圓十里都沒有示威者。射不中，就調整角度，再發射，近距離射中了我。我飛開三至四米並倒地，擦傷手，也弄傷了腳，有四至五日無法走路。」

除了水炮車，陳朗熹亦對胡椒噴霧有極大戒心，「胡椒噴霧應該是所有記者的噩夢。」他近日更購買了防胡椒噴霧的濕紙巾，極力推介記者和攝影師使用，「這是胡椒噴霧廠商生產的，好像賣毒藥就要賣解藥。一人一包，拿去！」為了應付日益嚴峻的採訪環境，他購買一個全新頭盔，「我是為了頭盔上這個眼罩而買的，用來擋胡椒噴霧。」

陳朗熹展示一張在理大外面拍攝的照片，「理大衝突第二日，我們跟隨示威者出去，拍攝的時候，被防暴警察用槍指着我們的頭。我們全部行家都雙手舉高。很震撼，應該是香港史上首次。」

示威者堵路首次恐慌發作 水炮車成拍攝限制
因為10月中被水炮車攻擊受傷，陳朗熹學懂更好地保護自己，「基本上我一見到水炮車進場，已預備充足，會尋找遮蔽物，亦不會暴露自己在它的射程範圍之內。其實所謂的預備充足，其實即是無法拍照，沒錯，用一支長鏡是可以在遠距離拍攝到水炮車，但要拍攝地面、近距離的照片，就變得困難。」

2019年11月5日，陳朗熹首次經歷恐慌發作（panic attack），「在示威者堵路期間，我第一次感到作嘔、頭暈和全身乏力，無法行走，連相機也不想提起來。」事後回想，他發現自己腦海的一條「公式」是恐懼的來源，「我知道堵路，就等於示威者被毆打、被拘捕，如果用好白癡的字眼形容，場面就是好慘。當知道結果之後，我就無法承受。」

「奔跑、毆打、拘捕、年輕的面孔、地上血迹斑斑……這一連串影像就是堵路的結果。」臨場恐慌的情況，持續到12月尾。今年年初，他為推出個人影集《無以名狀的力量》，解封電腦內一年以來拍下的照片，由頭經歷一次。

「其實在2019年8月左右，我有找過心理治療師，我當時未有不妥，但希望補底，因為知道反送中運動會持續一段很長時間。」行內會否有相關的心理支援？「先不提我這種自由身攝影師，可能連大機構都未必有心理支援，很多時候，是靠行家之間互相關懷。有空出去飲酒，可能好一點吧。」

攝記站在衝突最前線是緣份 專業謹守崗位 防歷史被修改
「你有緣份拿起相機，應該將其發揮到最極致。」陳朗熹認為自己能夠站在歷史事件的最前線是一種緣份，伴隨而來的還有保持專業的責任，「我們記錄歷史這個重任，在惡劣環境下頓時變得重要。好像不可以放軟手腳，要用盡全力去做。」

他認為照片有「情」，才算是一張好照片，但有「情」並不代表工作時不需要專業和中立，「情」是攝影記者對於事件的感受，但個人苦難必須放下，例如他的恐慌發作經歷，以及被警方武力所傷的風險，「人身安全方面，看甚麼程度吧，我承受到的，我都會去。心理關口一定要衝破，我們攝影記者是專業的，盡可能都要將自己承受的苦難放低。」

警方妨礙採訪工作、威脅新聞自由固然是問題，但緊守崗位是必須，「不如試試這樣問：他們（警方）有沒有試過不妨礙我採訪工作？」作為專業攝影記者，他認為，必須繼續給予大眾信心，「我們必須一如以往專業地採訪，我們的專業就是告訴別人：我們站在這裏是沒有威脅的。」即使警方經常拉起橙色封鎖線、「呼籲」記者「上返行人路」、在轉角位妨礙記者拍攝，仍然不改記者工作是實現「第四權」的監察作用。新聞自由，靠專業捍衞。

記者：陳韻如
攝影：林亦、張洛晞

「在香港我有權拍照，可走得這麼前，我覺得我要繼續。」──May James

「我每次外出，小女兒會跟我說：媽媽不要死。」前線女攝記May James說。在烽煙四起的抗爭現場，有一個身形嬌小、皮膚黝黑的中年女子，在橡膠子彈聲下奔馳；脫下頭盔及防毒面具，她有一張倔強的臉容，是育有兩女的單親媽媽，同時兼顧新聞記者的使命。自6.9大遊行開始，到7.1立法會衝擊、中大及理大的保衞戰，她從不缺席，留守至最後一刻。

她有多投入，她的傷痕就有多深。槍林彈雨過後，在寂靜的夜裏，她總是無眠，即使睡了，午夜也偶爾驚醒。自從去年在10.27集會中被捕，她更開始發同樣的噩夢：「以攝影師角度，看見自己坐在警署的角落，像犯人一樣。」無理的8小時拘留，成了她的夢魘，但這硬朗的女子卻說，生活要她堅強，更不允許她在傷痛中沉淪，只有挺起胸膛走下去。

中大保衞戰中頭獎　兩小時後再上戰場
May現時為自由身記者，相片發佈在外國及英文媒體，包括《Wall Street Journal》、《The Guardian》、《HK Free Press》等，以7.1衝擊立法會及理工之戰的特寫照片傳閱率最廣。原來6月9日百萬人大遊行，是她首次走到最前線，「以前拍event或街拍為主，親身拍遊行，感覺很真實、很即時。」

極惡的《逃犯條例》修訂草案，令她想站在最前線，對攝記一職欲罷不能。「我開始追蹤TG訊息，每一場都去。」後來6.12罷工罷課罷市集會，May第一次感受到催淚彈的滋味，「所有示威者衝過來，空氣中有很刺激的味道，想走前去，卻走不了。」當時她甚麼裝備也沒有，示威者向她遞來豬嘴，「眼睛完全睜不開，當天比較像逃難。」事後她對自己十分內疚，決心買好裝備，不讓歷史重演。

7月1日立法會衝擊，她拍下一輯區徽被塗黑、政客相片被踩爛、青年佔據議事廳的相片。這輯相極具劃時代意味，象徵香港政權失信於民。「那個情景非常震撼，絕對要進去拍。」她見證示威者糾纏是否佔據議事廳，到湧入去的過程，「我是有點擔心，因為完全沒有警察，會否是陷阱？」問她有否害怕被捕或人身安全問題？May說：「我沒有想這麼多。不拍攝就沒有記錄。我相信我做的是正義事，被捕也不止我一人。」

8月以後，運動升溫，警暴亦升級，前線記者遇到的危險越大，「試過一次警察不斷推，要我上路邊，但後面有欄杆，推撞過後我的腰有點瘀和腫。」在11月的中大保衞戰前夕，正當May James想拍下校長段崇智與學生談判的一刻，警察突然間在背後發了幾顆催淚彈，「我中了頭獎，流血不止，急救員帶走了我。」她的頭部有1至2厘米的傷痕，敷藥後一兩個小時，她又再上戰場。

肉體的傷痕會隨着時間痊癒，但心理的傷口依舊仍在。去年10月27日集會期間，May在身穿記者衣、展示了記者證和身份證的情況下，因阻差辦公的罪名被拘捕。一入到警署，就被迫拍攝如嫌疑犯般的肖像照（mug shot），令她感到受傷，「我只在電視上見到監犯拿住相，讓警察拍照，沒想過發生在自己身上。」身旁的警察呼呼喝喝，更押她進監倉，本來是單獨囚禁，後來就調到與四五名示威者同倉。

相比起示威者，May更快獲保釋，也沒有被控罪。然而，被捕的後遺症卻延續至今，「夢見自己拿住張警察拍的mug shot，幫我打指模。」她續說：「之後發夢都見過自己坐在警署牆角，以攝影師的角度看着自己。」她苦笑說，去年大型衝突後，即使有幸回家，也難以入睡，「躺在床上眼光光，或者突然起床後便哭。」

女攝記被冒犯　推警險釀衝突
作為一名女性，她又剖白，曾在示威現場被警察推撞而有不舒適的身體接觸，令她感到被冒犯。「當時我蹲下來想拍攝被捕的小朋友，警察卻站在我正前方。」一輪擾攘之下，她的臉龐隱約感受到男士的下體，她反感非常：「作為一個女攝影記者，我很自然反抗，就是推開他。」豈料，這此舉卻惹來警察如狼似虎般撲向她，欲以警棍攻擊她，雙方陷入僵持。幸好，有行家及其他人拉開May及涉事警員，才沒有構成衝突。May現在回想，猶有餘悸，又指踏入2020年，抗爭似是緩和了，警方對記者的態度卻暗中惡化，「比較擔心是被拉到暗角，像《明報》記者那次，很難想像他們會做甚麼。」

縱然背負傷痕，May總是提醒自己要客觀記錄現場事件。就如理工大學一役，她見證示威者多次想逃走，到大門卻走投無路，或被警察設陷阱抓捕的場面；她看在眼裏，既不忿也同情，卻只能以快門拍下一切。又如有一張廣為流傳的照片，男生被打至頭破血流，後來她才發現，當日她目睹該男生被捕，「之前只視為一張很慘的靚相，但知道他被捕後很無奈，因為他當時沒有反抗，為何不給他走？」甫說完，她不禁落淚，但又提醒自己要堅強。「我始終都是人。我試過好嬲地寫完一些東西。然後我會delete。」她怔一怔續說：「我要深呼吸，盡量不要放感情下去，這是有點困難。」她又強調，在抗爭前線，不時被警察推撞或妨礙拍攝，但她堅持不作爭拗，「我的目的是想記錄事實。如果我刻意與警察爭拗，就是在改變事實。」她用一種恍如「be water」的方式去應對警方的阻撓：「如果有cordon line，我帶一支長鏡；如果他們不允許在上面影，便在下面影。不一定某些角度才能拍下那時刻。」

至於身在現場的人身安全，她就以戰地記者作比喻：「如果記者去戰地，或會預計自己有可能受傷，要make sure有足夠的gear。」每一次回家，家中兩個女兒能帶給她精神上的安慰，「她們知我做甚麼，支持我；我出去或回家時都給我一個很大擁抱。」她又笑言，香港人身份，也是她堅持走下去的力量：「現在少了外媒，在香港我有權拍照，又可走得這麼前，我覺得我需要繼續。」

記者：陳娉婷
攝影：鄧欣、陳港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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