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冊」是調查報道基本工序，過去不少由傳媒率先揭發的社會真相，例如數屆選舉大規模種票、高官權貴以權謀私、習近平家族在香港的億萬資產王國等調查報道，均經記者透過翻閱公司註冊文件發掘、核實，才能揭露在公眾眼前。學者質疑政府收緊查冊的舉動或涉政治考慮，欲掩飾中共在港人員或公司的商業操作與敏感資料，以免被公眾查閱曝光，令中共「尷尬」，最終只會令本港制度更不透明。

政府最新建議限制公眾查閱公司登記中的人員身份證號碼及住址等資料，有關資料正正是記者發掘及核實報道內容的關鍵工具。2011年、2015年及2016年的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蘋果》在調查後均曾揭發大規模種票事件，執法部門同樣在報道後才介入調查，甚至有報道揭發的涉事人現已被定罪入獄。

以2016年的立法會資訊科技界（IT界）功能組別選舉為例，記者當時透過翻閱選民登記冊，鎖定多個離奇新增多名IT界選民的單位，其中一人被記者透過公司註冊顯示的身份證號碼及地址，確認他身兼同鄉會組織董事，更曾出任政協職務，揪出涉嫌種票者的身份背景。

現任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早年出任發展局局長時亦曾被《蘋果》揭發在他力推的新界東北發展區擁有地皮而未有申報，又曾與妻子許步明以公司名義經營劏房；有關土地物業的業權涉及本地及離岸公司，記者當時正是透過公司註冊中的地址及身份證號碼，鎖定及核實兩人身份，才能令醜聞曝光。

此外，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前總理溫家寶等中共領導人的家庭，亦先後被傳媒透過公司註冊資料揭發在香港持有至少數十億元資產；其中《彭博》曾報道，習近平的胞姊齊橋橋、姐夫鄧家貴及外甥女張燕南分別以個人及公司名義持有多個港島區豪宅及獨立屋物業，並透過買賣投資，獲取以千萬元計的利潤。

調查報道在刊登前須經反覆核實，報道內容講求百分百準確。浸會大學新聞系高級講師呂秉權解釋，公司註冊披露的董事與秘書身份證號碼，是供識別涉事人物的關鍵資料，「同名同姓嘅人有唔少……舉例全香港有若干個陳大文，淨係睇人名你唔知邊個先係」。他續指，部份公司會以秘書公司作通訊地址，單憑通訊地址根本無法找到涉事人，公司註冊的制度才會要求董事提供個人住址，避免有人藉此逃避責任。

呂質疑，當局強行收緊查冊或涉政治考慮。他指，香港作為中國主要的資金進出口，涉及不少與中國相關的人士及公司，也有不少「見唔到」的商業利益與敏感操作；選舉改制後，不少與選舉相關的單位或將涉及敏感團體，不欲公開在公眾眼前，「上面（中共）都有一定關注……被查冊曝光令上面有尷尬。」

呂秉權強調，透明的查冊制度是為了令本港的商業運作可在法律、會計、傳媒及公眾監察下有規有矩地持續進行，「有人違規會被人發現，令違法事情可以減到最少」，而非單純為傳媒而設，也並非特首林鄭月娥口中的「記者特權」。新政策一旦實施，客觀效果只會令制度更不透明，「令啲有不良動機嘅人更加有條件去做（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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