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盛一名員工的告解辭職信，最近又勾起了不少人的仇富情緒，由佔領華爾街到地產霸權，由共和黨初選到我們的特首選戰，貧富懸殊都是矛盾的爆發點、政綱的角力場，不過這絕非單單政治問題政治解決，越來越多經濟學家認同，搞不好收入不均這問題，會危害經濟增長。解決貧富懸殊並非單單劫富濟貧的零和遊戲，也可以做大個餅！
過去經濟學家多忽略貧富懸殊，認為與經濟增長是兩碼子事，兩個概念河水不犯井水。一地經濟應先追求經濟增長，讓市場效率充份發揮，社會財富最大化，無論中產及低下階層，到時均可分享經濟的成果。在增長為本下，政府的稅收亦會最大化，自然可以透過收入再分配及福利政策，扶助低下階層。

對這種思想的完美演繹，來自前美國總統約翰甘迺迪的「水漲船高」論，及鄧小平的「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這種共富的思想包裝，加上新興市場如中國，脫貧成績優異，確實成了一段長時間的主流思想。
不過，在今次金融海嘯過後，金融市場的廣泛性失效，令人對市場經濟的效率有重新體會，加上瀕臨破產而被政府拯救的銀行，高層摧毀大量財富之餘，仍理直氣壯支取天文數字的花紅，水狂退，始作俑者的船卻不用跟着退，這理論原來可以很荒謬。
陸續有經濟學家對這個主流思想提出質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兩名經濟學家AndrewBerg及JonathanOstry去年底便發表報告，認為經濟增長獨立於貧富懸殊的講法，是一大錯誤。他們分析多個國家的經驗後指，貧富懸殊加劇，會影響長遠經濟增長，及令增長變得更波動。「水漲固然會令大船小船都被提高，不過若能幫一把最小的船，卻可能倒過來令水更漲。」
他們認為，收入不均加劇，會引發政治不穩，嚇怕投資，令政府更難做出艱難的決定，例如在經濟危機下加稅或削減福利開支，也更容易令政府出台會拖慢經濟增長的決策。同時，更多人變窮，將難以負擔教育的投資，長遠拖低經濟的競爭力。
無獨有偶，美國總統奧巴馬的首席經濟顧問AlanKrueger，一月份時亦發表了美國貧富不均的調查，發現美國社會不但收入不均惡化，而且隔代流動亦是發達國家中最慢的。這與美國民眾的印象不同，一般人之所以能忍受貧富不均，是以為美國是機會之都，窮人白手興家的機會多的是。Krueger的調查粉碎了這個想法，他發現收入最低的20%家庭，其孩子有四成機會，長大後仍然是收入最低的20%群組。能夠晉身收入最高20%的階層的，只有6%，情況比起更加平等的加拿大及歐洲為差。
Krueger以不同國家的數據，編製了一條「大亨小傳曲線（GreatGatsbyCurve）」，發現收入不均與隔代流動成反比，即貧富越懸殊，下一代能脫貧的機會越低，意味財富兩極化的情況只會更嚴重，而不會自我修正。「大亨小傳」是一部美國名著，講的是美國夢，但Krueger的發現卻是，美國年輕一代的經濟成就，越來越靠是否懂得投胎，而非個人之長。

「大亨小傳曲線」的發現，意味若沒有政府政策，貧富懸殊未必會自我修正，而且收入越不均，也會拖累消費，因為富豪的消費彈性很低，多賺一塊錢，平均會儲起一半，遠遠高於一般大眾的一成。Krueger估計，1979至2007年間，美國最高1%收入的富豪，入息增加13.5%，相當於每年1.1萬億美元，若這些額外入息由其餘99%人賺取，每年消費將會增加4400億美元，即令總體消費上升5%。
原來，收窄貧富懸殊絕非零和遊戲，可以與經濟增長有良性互動。好的財富再分配政策，可以扭轉M型社會，阻止中產階層的萎縮，甚至倒過來擴軍，這是最強有力的消費層，亦是穩定社會的主力，政治穩定自然有利營商，鼓勵投資。阻止貧富不均惡化，也可以防範隔代貧窮，促進社會流動，增強經濟的活力。
余大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