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前介紹過社會學大師Randall Collins 2008年作品《Violence : A Micro-sociological Theory》一書,分析警察在6.12進行恐慌性進攻、無差別攻擊市民的原因,今次再借此書的理論,分析警察大量使用各式子彈原因,並且會剖析7.21暴力襲擊的過程,背後中聯辦的角色。對於暴力問題,社會學理論多從宏觀角度分析,例如階級不平等、社會流動性不足,這些萬能key沒有甚麼解釋能力,猶如粵語長片呂奇金句「呢啲都係社會嘅錯」。Randall Collins由微觀角度出發,分析在甚麼情況下暴力會發生,反而對了解暴力有很大幫助。
警察是對暴力擁有壟斷性的權力,其他人應該保持和平,而警察也需要將獲得授權的暴力保持在最低限度,但為何警察濫用暴力經常發生,包括在民主國家?背後是因為情景因素的介入,令他們失控。11月12日警察進攻中文大學,令人想起了1970年Kent State University反戰示威,國民警衞軍開入,對學生進行實彈射擊,四死九傷,13秒內開了61槍,命中率20%,屬典型濫射,這非關種族階級問題,純粹是軍警過度使用暴力。這些過度暴力是受情景因素影響多於社會宏觀結構。在中大狂射催淚彈、橡膠子彈之前,是警察為應付堵路而疲於奔命,他們試圖控制局面不果,在警察眼中,控制局面是最重要的事情,為了成功控制局面不惜表現出過度的攻擊性,絕對不能讓對方佔據情境的主動。很多時鎮暴警察收隊時,也要向市民或記者投擲催淚彈、發射橡膠子彈「攞返個尾彩」,就是這個原因,作者認為這可稱為「維護權威的儀式」。但在整場反抗運動中,香港警察被政客出賣,林鄭月娥完全放棄以政治方法解決問題,選擇躲在警盾背後。群眾的政治憤怒於是轉移至警察,他們被示威者羞辱,權威蕩然無存,亦因此變得更具攻擊性,尤其是現場示威者、記者表現出不服從姿態時,他們往往毫不猶豫使用升級暴力。這些濫暴警察,多是本身已經欠自信,他們試圖用攻擊性來表現自己可以控制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