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神童輝」之稱的前富商羅兆輝是近期風頭新聞人物，屢向傳媒揭露香港富豪圈與娛樂界女星的性關係內幕。整件事不只成了市民關注的頭條新聞，也成了作家學者甚至高官政客的討論對象。例如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就表示傳媒對這事件的大肆報道，會有混淆青少年價值觀的不良影響。
如果傳媒的報道真會造成不良的後果，那麼問題是出在當事人身上呢？還是採訪當事人的傳媒有問題呢？這件事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機會去理解香港社會的側面。
沒有相類基金會
自從威尼斯主宰地中海的時代開始，每一個階段的資本主義社會對於資本家都有特殊的要求。
所謂資本家，不能只靠龐大的金錢資本來證明其身分，更需要一套象徵資本及其秩序的肯定。這種象徵資本可能是意大利諸邦國新富階級贊助藝術家的眼光，可能是法國大革命之後布爾喬亞精細煩瑣的烹飪技藝裏的口味。
到了二十世紀，資本家成立基金會的做法蔚然成風。這些基金會資助的範圍非常廣闊，從文化藝術到慈善事業，由環境保育甚至到社會運動都受到基金會贊助。
基金會這個給傳統上和傳統以外受到直接贊助的活動有更大的資源使用自由度，另方面透過不斷的投資使原來的資金不只保值甚至有所增長。
最理想的情況下，因為基金會的中介，資本家與受資助對象之間有一種「一支手臂的距離」，資本家不可以直接控制它們的用法，形成一種較為中性的社會資源，有利於日見興盛的「第三部門」（即非政府、非商業的社會機構）的活動。基金會因此不只是當前公民社會發展的一個主力，也是資本家回饋社會、表現企業責任的重要形式。
可是在香港，這類以基金會形式對社會善盡責任，以獲取資本家完整資格的人相當少。因此有些非政府組織的工作項目明明是社區發展，卻得向美國的福特基金會申請撥款。至於肯像台灣的新光文教基金會那樣贊助純學術出版的，就更是幾近於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