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北京一家出版社打過一場文字官司，不是直接由我打的，是我堅持要打的。是原則上的問題：士可殺，不可辱！
我的著作交香港的花千樹出版有限公司出版，說明任何文字上的修改，須經我同意。北京的出版社要在國內出版我的書，與花千樹接洽，後者知道我對文字重視，在合約上寫明文字修改要得到花千樹的同意，那就是要得到我的同意了。
北京先後兩次提出若干需要修改的地方，都很無聊，但我還是兩次親自作了修改，得到北京方面的認可。後來到國內講話，兩次遇到北京的出版社主理我的書的人，兩次問他我的書（共三本）是否得到有關當局的批准。他說是，批准了，不用再改。我一問再問，因為不相信上頭當局會有時間審閱我的書。我的隨筆文章根本不重要，何況國內出版的書數以千計，怎會對我青眼有加？
爭議起於北京要求修改第三次，我不能接受其建議的修改，提出終止合約。但北京的出版社不顧合約，把書出版了，其解釋是為了國家好，他們要改什麼就改什麼。三個例子可見區區在下的煽動、叛國功能。

例子一。一篇題為《最蠢還是馬克思》的文章，他們認為不能說馬克思蠢，我改為《最聰明還是馬克思》，通過了，皆大歡喜。其實與內文印證，很搞笑。
例子二。一篇文章的題目是《朱鎔基治標不治本》，他們沒經我同意，改了。據說法官問：那有什麼問題呀？法官不明白該題目「煽動」了些什麼，我也不明白。英雄所見略同。
例子三。這是我堅持不能改的。與林行止商榷優劣二幣的問題，說到深圳當時的食肆的牆上標明黑市匯率之兌換價，我以一整段帶出一句自己認為是精彩的結語：「黑市不黑，是我們偉大祖國的偉大之處！」北京的出版社把這句刪除，使整篇文章讀來淡然無味。
老了，對二十三條之類沒有什麼感受。就算我還年輕，個性使然，言論或思想的約束我聽而不聞，視若無睹。你說我煽動，說我叛國，我漠不關心，因為平生討厭政治。
老了，不中用了，可幸還給自己留了一手——那就是還有八斗之才。你說這不能說，那不能寫，我沒有問題。既然才高八斗，只要能預先知道，任何約束皆可化險為夷，稿酬夠高一揮而就。問題是你沒有說清楚。寫了出來，你說這句那句煽動，我忍氣吞聲，改了，你又說這句那句叛國，我又改了，你又說這句那句……我的文章還怎可以賣出去呢？難道你要我這個老人家沒有飯吃嗎？
你說你那樣做是為國家好，即是說我的存在對國家不好，觀點不同，算了算了。問題是，你究竟是誰呀？你是代表國家發言嗎？還是拿着雞毛當令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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