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內容）中共建政之初，毛澤東和周恩來決定對港澳採取「長期打算，充份利用」的方針，對台灣則曾通過長年炮戰來宣示「主權」。鄧小平上台後，1983年6月在會見美籍華裔政治學者楊力宇時，首度明確提出兩岸「和平統一」的設想，強調國家統一後「台灣特別行政區可以有自己的獨立性」，此後這套「一國兩制」構想被用來解決港澳回歸問題。

然而，近年北京對香港越來越強調「一國」而淡化「兩制」，「高度自治」在官方文件不時消失，兩岸的政治距離也越來越遠。前港區人大代表的李鵬飛，對這個「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由最初充滿寄望變成失望；前政協委員劉夢熊認為中共始終未擺脫鬥爭思維，難以給香港真正民主；曾任職左派報章的資深媒體人程翔直指，中共的錯誤政策直接導致香港年輕一代與國家疏離。

李鵬飛：港區人大代表沒發聲

1954年，14歲的李鵬飛經母親安排由上海輾轉偷渡來港，經過多年發展成為商界領袖，獲港英政府先後任命為立法局和行政局議員，1997年底當選香港史上首批由選舉產生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兩屆10年的任期內他用心用力處理港人的申訴，但走入國家體制後，他很快便發現人大代年表只是虛銜。他對《蘋果》說：「這次《逃犯條例》修訂，有沒有人大代表發過聲？都沒有出來幫香港人說話！」現年79歲的他批評中央近年已「貶低」特區，慨嘆目前香港的亂局難以解決！

回歸前，港區全國人代由廣東省人大直接任命，附屬於廣東省代表團；回歸後，港區人大改由「選舉會議」產生，有了獨立的身份。在過渡期備受港英政府器重的李鵬飛，當年出任臨時立法會議員，心態雀躍地參加了首屆的港區人代選舉：「香港第一次有自己的代表，當然有期望喇！無人鼓勵或不鼓勵我去（參選），我覺得當時對中國認識比較少。」

進入了這個憲法下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李鵬飛很快便成為收到最多港人申訴的人大代表，當中包括港人在內地「被失蹤」個案。「曾經有人在內地被拘留，他的太太來找我，我寫信去（地方政府）問，他幾個月後獲釋。」但他認為個人能力始終有限，經他處理的申訴只有約7%得到官方的回應，更多是石沉大海。

眼見其他省市的全國人大代表都在地方設有辦公廳，他於是向人大建議設立港區人代聯合辦公室，並由36位港區人代輪流當值，接受港人有關內地事務的申訴，但當局一直以香港已有立法會議員作為民意代表、不欲人大成為另一個「權力中心」為由拒絕。「我問過吳邦國（時任全國人大委員長），他說香港的事情由香港政府去辦，因為特區很敏感。」

「我當時做事比較aggressive（進取），但因此也較失望。」李鵬飛坦言，上任第三年已開始灰心，有同屆港區人代更對他冷言冷語，說他積極處理申訴「沒用、浪費時間」，原已打算只做一屆，但至2002年底換屆選舉前夕又決定爭取連任。「因為當時有人想踢我出局，想我唔好咁煩，他們有幾張（設定當選）名單，我都不在上面。」結果這些小圈子的陰謀未能得逞，他成功連任，至2008年換屆才卸任。

「根本他（北京）就不想你成立辦公室，但現在就管都管唔切！現在香港社會這麼混亂分化，哪個人大代表能夠代表香港市民？」李鵬飛慨嘆自他離去後，敢言的港區人代已絕迹。「我想我走了後港區人大收到的申訴少了，有些人收到信就投進字紙簍說：鬼做咩？」回歸前病逝的港區人代廖瑤珠，曾在1988年的人大全體會議搶着要發言，又在1991年人大的分組公開會議發言時為六四死難者默哀。「廖瑤珠也覺得做人大委屈了她，我去過她家吃飯，她說都沒有人代表香港人發聲，我就『自動犧牲』，當着2,000多人面前照講香港事務。她是一個character（個性人物），有些『人話』講，為了中國政治進步嘛。但我認為人代現在不會在香港起到多大作用，香港地位已被貶低。這不是最近的事，而是一直慢慢地變成只講『一國』，沒辦法！」他指自前特首梁振英開始，上京述職時與領導人的座位排列由以往的並排改為在長型辦公桌「靠邊坐」，就反映了特區地位已被貶低。

「港區人代開會就在中聯辦的飯堂，有事就召集我們去，都沒有自己的辦公室，好像吃飯比開會更重要！」1983年曾率香港工商專業界「才俊團」往北京訪問，在人民大會堂獲時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習仲勳接見的李鵬飛，心痛港區人代不爭氣，只把公職當成是虛銜，亦慨嘆港人要與北京打交道不容易：「你做人大代表，好難同他們（中央官員）溝通，因為政治體制不同。很可惜回歸了22年，港區人大都未爭取到設立辦公室為香港人做事，這樣你好難令香港人不會看不起人大代表！」

劉夢熊 : 香港問題不是純中國內政

前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直斥，北京近7年來對港政策越來越左，包括在2014年提出於《基本法》無根據的中央對港澳擁有「全面管治權」，人大8.31決定設立特首選舉高提名門檻，近年更搬出《中英聯合聲明》「失效」論。「這是要否定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國際條約和承諾屬性，妄圖把香港的一國兩制講成是百分百的中國內政。就算我（中央）把香港變成一國一制，國際社會也無權出聲！」

追本溯源，劉夢熊認為這是中共原始的鬥爭思維作祟，始終排斥現代民主觀念所致。中共在這種慣性思維下，不可能給香港真正的民主。他對習在9月初於中央黨校發表講話時提及「鬥爭」多達58次，強調中共在港澳台工作也面臨「重大鬥爭」感到憂慮：「我們是法治社會，甚麼叫鬥爭？犯法你就去拘捕他，可以去審判他們，但如果他們沒犯法，只是有不同政見，為甚麼要鬥爭？一鬥爭就很容易以意識形態去代替法律標準，法治就會變成人治。」

劉夢熊又稱，6月5日和9日曾受南下「收風」的中南海中人所託致函習近平，力陳利害要求中央指令港府擱置《逃犯條例》修訂，同月21日再應邀致函習提出穩定香港局勢的建議，包括明確「撤回」修例、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要求特首林鄭月娥撤換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和保安局局長李家超，以及重新啟動政制改革和開發新界以解決土地問題。他謂習沒有回信，但相信林鄭在6月15日宣佈「暫緩」修訂，已是習「一錘定音」的結果。他寄語習不要在香港問題錯判形勢：「如果你對香港的一國兩制不能包容，就必然對全世界的『一球兩制』不能包容，要『赤化』世界之心不死，人家就會把你看成是二次大戰時的納粹德國，去圍堵你，這樣對中國的和平發展和崛起都沒有好處。所以，是否能信守國際承諾、《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讓香港落實雙普選，令一國兩制正確運行，不單是香港的問題，也是中國如何看待兩岸關係和『一球兩制』的問題。」

程翔：愛國始終如一

「很多人說我是否同共產黨親近因此加入《文匯報》，我是親中國，而不是親中共。在我一生之中，國家和政權我是分得開的。」曾任職左派報章《文匯報》長達15年的資深傳媒人程翔生於1949年，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同齡。雖然曾被中共以「從事間諜活動」判囚，但愛國情懷始終如一。他慶幸在《文匯報》駐京的8年，親歷了中共建政以來政治上最開放的80年代，當年港澳辦官員的開明令他印象深刻，可惜這段時光隨着六四槍聲一響已戛然而止。

生於廣東潮州的程翔，家人在中共建政初年經歷了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等政治運動，5歲即舉家移居香港。他對「中國」的最早個人記憶，是1967年由香港左派策動的六七暴動。「1968年讀中五時，當時我在聖保羅中學讀書，正街外經常可見到從大陸飄來香港岸邊的浮屍，由水警輪撈起浮屍，很觸目驚心。那時我開始對中國有種好奇心，點解中國會令到咁多浮屍來到香港？當時唔係好識嘢，見到這麼殘酷的事，會令我諗起這個國家究竟係點呢？」當年每天不時漂來幾具浮屍的海邊，現已成為中山紀念公園。

程翔此後考入香港大學，1971年的保釣運動啟蒙了他的愛國意識。「那是一次青年人大規模覺醒的過程，看到國家積弱領土不保，因此我們當時都有對國家的嚮往，因為畢竟我們沒有親歷那些（中共建政的）災難，無咁埋身，當時保釣喚發的民族主義情緒很強烈，感染了我們那一個年齡段的中國人。」總理周恩來在1974年提出「四個現代化」（工業、農業、國防、科學技術現代化），更令他對紅色中國充滿憧憬：「四化宣言給我的印象，是共產黨願意去改革和走上正常道路。」

大學畢業後程翔曾當中學教師，但卻在偶然機會下加入《文匯報》。1974年中國宣佈參加德黑蘭亞運，是北京首次取代台北以「中國」名義參加亞運。但當時左派經歷文革和反英抗暴後人才凋零，英語人才缺乏。「有朋友叫我幫手，客串做繙譯，我進去後發現左派的文化水平低到恐怖地步，甚至連電訊稿也看不懂。當時周恩來已提出『四化』，你怎樣實現呢？當年我反而萌生意念，幫助他們提升新聞工作和專業知識的能力。」當年香港的報章除了左派報章，基本上都是反共，進入《文匯報》也可讓他有更多機會貼近了解中國。「當年我教書月薪1,700多元，《文匯報》就僅600多元，很多人都覺得這是很傻的決定，但這是因為個人完全在意於國家的建設和報效國家。」

到了1980年，當時在法國巴黎進修的程翔，獲報社通知要求出任《文匯報》駐北京站主任。當年北京仍要靠糧票吃飯，一些早年從海外回國報效國家的知識分子也以自己在國內遭迫害的經歷，勸他不要回去。「當時我也曾猶豫。有次我坐上歐洲豪華列車旅遊，穿州過省，看着的是歐洲美麗的風景，但心中想着的卻是中國很落後的農村生活。」駐京8年，他慶幸親歷了中共建政後政治最開放的年代。「當年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二司司長容康，負責香港的宣傳文教工作。他是我很尊敬的人，雖然馬列主義色彩很濃厚，但卻願意聆聽不同的意見。共產黨員如果願意聆聽意見，其實是可以與其交往。最弊是他們以高高在上的態度，指令你去跟隨他，這樣你就很難受。」他曾因傳媒工作和政策事宜，忍不住向容康發脾氣，「但容康都會從記者的角度嘗試去理解，所以當年我能夠跟他無所不談。」

「我很年少已經看梁啟超的書，他給我最大得着是把國家和朝廷分開。他說國家是永續的，朝廷只是暫時；國家是全民所有，朝廷只是受委託去管理國家。這種感念其實就是政黨不等同國家的觀念。」走了近半個世紀愛國路的程翔坦言，即使曾坐過共產黨的牢，自己的國家情意結不受影響。「但我對共產黨的批判越來越嚴厲，因為共產黨的管治令到這個國家成為越來越沒有道德的群體。」

記者 陳嘯軒

歷年較敢言的港區「兩會」代表委員

※廖瑤珠．人大代表（1988-1997年）．1991年在開放採訪的人大分組會議發言時，為六四死難者默哀。
※李鵬飛．人大代表（1998-2008年）．任內多次要求港區人大代表成立聯合辦公室，接受港人有關內地事務的申訴；2003年「七一」大遊行後批評時任特首董建華沒有回應市民訴求
※劉夢熊．政協委員（2008-2013年）．2011年在「兩會」提案，要求追究北京市大興區法院在審理「結石寶寶之父」趙連海案有法不依的責任
※田北俊．政協委員（2008-2014年）．2014年10月雨傘運動期間公開呼籲時任特首梁振英應該自行考慮辭職，數天後即被全國政協常委會以「公開發表不利於特區行政長官和政府依法施政的言論」為由，褫奪委員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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