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二十五日，董建華政府遣機動部隊驅逐示威百姓。《明報》記者馮少榮、有線電視記者畢廣禮趨前拍照，還來不及動手，已給上了手銬，帶到疑犯區；《星島日報》記者趨前拍照，也是還未動手，已給摔倒地上。事後警務處長曾蔭培宣布：警方武力對付記者並無過份。
曾蔭培說得對。香港畢竟是新中國一部份。和大陸公安相比，香港警員對付記者的手段是小巫見大巫了。
比如說，去年六月，世界三大男高音齊集北京紫禁城合唱，在場的法新社記者謝弗忽然看見一位抗議的市民，但攝影機還未舉起，已遭六名大漢包圍，最後自然要入醫院療傷。
又比如說，《運城日報》記者高勤榮一九九八年揭發山西運城改善水利謊言，轟動全國，最後就在受賄、侵吞公帑、拉皮條等罪名下判囚十三年。
今天的記者，有點像舊中國的史官。春秋齊太史的遭遇，就和新中國一些記者前後輝映。《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載：齊國權臣崔杼弒莊公，太史照實記載：「崔杼弒其君。」給崔杼殺了。太史的弟弟照樣記載，也給殺了。另一個弟弟又照樣記載，又給殺了。還有一個弟弟依然照寫。崔杼放下了屠刀。
而崔杼之後，舊中國史官被統治者毆打、監禁的實在不多。南北朝是亂世，政局黑暗，但北齊神武皇帝高歡仍然鼓勵史官魏收：「好直筆，勿畏懼。」（《唐會要》卷六十三）唐朝初年，褚遂良任史官，太宗皇帝問他說：「朕有不善，卿必記之耶？」褚遂良說：「必記。」大臣劉泊也說：「設令遂良不記，天下之人皆記之矣。」（《大唐新語》卷三）
在君權極盛的時代，史官直筆多少能使統治者知所檢點。正如高歡對魏收所說：「我後代名聲在於卿手。」但舊中國君主可以容史官，新中國統治者卻容不得直筆的記者。論囚禁記者人數之多，新中國居全球第一。
董建華政府上任四年後才動手鎖記者，對中共來說，不是用武過份，而是過份容忍。朱鎔基就曾公開批評董建華處事「議而不決，決而不行」。
現在，董建華終於毅然決然起而行事，香港新聞界不必驚訝。當年崔杼不敢再做的事，中國共產黨做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