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9月，港島「自由行」示威期間，20歲聽障男生羅鎮傑在銅鑼灣被捕，並遭控以襲警罪。四日審訊中，羅由法庭傳譯員協助上庭自辯，一度不自覺答錯問題，休庭時才驚覺失誤，不禁自責落淚，惟控方盤問早已結束， 難以補救。有聾人組織負責人憤斥法庭沒有捍衞羅接受公平審訊的權利，亦有研究手語的大學教授建議法庭安排文字轉錄服務，讓被告直接以閲讀方式了解審訊內容。

記者 黃健朗

襲警案開審當日，瘦削的羅鎮傑坐在旁聽席前的木椅上，臉上是厚重的方框眼鏡，黑色西裝顯然有點不稱身。他頭上戴着黑色耳機，身旁是法庭委派的女傳譯員。審訊期間的每一句說話，她都會向收音咪複述一遍。羅告訴記者，若沒有耳機協助，他只能聽見相等於一架波音747起飛的聲浪。

根據辯方的版本，被告是在警方「威逼利誘」下作出口頭招認及補錄口供。當日約有10名警員包圍被告，以警棍大力擊打被告的背脊、後腳、肋骨及後腦。及後有警員扯脫被告的助聽器和口罩，並朝他臉上噴胡椒噴劑。

雖然被告不斷重申自己有聽障，但警員未有理會。被告要求以清水洗臉，警員繼續不顧，被告當刻隱約聽見「道歉」等字句，於是就作了口頭招認，至此警員才讓被告洗臉。前住警署途中，又有警員在他面前搖晃裝有助聽器的證物袋。

當被告被帶到警署，被告要求致電母親，遭警員拒絕。警員在被告未有母親陪同下補錄口供。及後母親到場，警員向兩人謂：「男子漢大丈夫，做錯事要承擔。」又指被告若願意認罪，法官會輕判。結果兩母子簽名確認口供。

審訊兩天後，控方案情完畢。裁判官鄭紀航就特別事項裁定表證成立，羅選擇出庭自辯。在控方連珠砲發的盤問下，羅對答大致順利，但顯然有點疲態。接近尾聲時，控方指警員根本「冇」說過「男人大丈夫做錯事要認」，羅沉默半响後答：「我同意。」旁聽席傳出嗟歎聲，控方和辯方也同樣顯得驚訝，但羅完全不為意。傳譯員見狀再複述問題，羅仍回答同意。

及後控方進一步指出案情，羅仍答同意，控方似乎察覺不妥，於是謂：「公道起見⋯⋯」惟鄭官顯得不耐煩，打斷控方的話 ，同時親自問被告：「同唔同意呀？」傳譯員不帶語氣地複述「同唔同意」，羅答：「同意呀。」鄭官跟著便在桌上揮筆疾書。

盤問結束，羅不斷捽眼，要求休息。在這短暫的十分鐘，羅才知自己將「冇」聽成了「有」，不禁落下男兒淚。

自開審當天，失聰人士志願機構「龍耳」的創辦人邵日贊已坐在旁聽席默默觀察。他告訴記者：「你畀個耳機佢，呢樣就已經錯。」他指被告只會讀唇，不懂手語，故當法庭裏所有人都戴上口罩，他理解聲音的唯一窗口，就只有那副耳機。

然而去除雜音，放大聲音，並非等同聽見，「佢係有分高音聽唔到，定係低音聽唔到⋯⋯譬如『你有冇打佢』，佢聽唔到嗰『有』字，就係完全兩個意思」。

邵多次強調，不同聽障人士理解聲音都有不同方式，「就好似你去到西伯利亞，無端端俾人拉咗，法庭話『呢個係中國人，搵個中國翻譯嚟啦』，但原來一個係廣東，一個係客家嘅」。

邵對被告的境況感到百般無奈，他引用《伏爾泰之友》中一句話，「『我雖然唔同意你講嘅說話，但我會誓死捍衞你說話嘅權利。』邊個會捍衞佢哋（聽障人士）嘅權利？」

香港中文大學手語聾人研究中心主任施婉萍教授解釋，每位聽障人士的狀況都不同，例如內耳功能受損，即使放大聲音也幫助不大，「我相信冇人可以肯定佢聽到幾多，甚至嗰個人自己都唔知」。施教授認為最有效的方式不是委派傳譯員，而是文字即時傳譯服務，讓被告以閱讀形式理解審訊內容，「如果佢有相當嘅書寫能力，即時睇到字幕係最重要」。

被告最終被判罪成，鄭官裁決時斥責他前後矛盾、誇張失實、謊話連篇，不信他將「冇」聽成了「有」。法庭宣判罪成一刻，傳譯員似乎追不上進度，被告則有點驚訝，「吓」了一聲。

對於被告男生將會提出上訴，律師陳惠源指出，上訴庭不容易接納新證據，主要會考慮原審法官裁決是否有不安全或不穩妥之處，例如盤問的前文後理。法庭必須審視聽障是否被告突然轉變答案的唯一原因。

「法官要有兩個唔信：一，唔信佢盤問聽錯；二，唔信佢覆問講真話。點解會有呢兩個唔信？邏輯上點理解？」陳惠源反問：「究竟係咪要對毫無資源嘅被告如此苛刻，但對有無限資源嘅控方就如此寬鬆？」

大律師陸偉雄則指，上訴時可向法院引入新證據，例如聽力學家報告，證明被告聽錯問題。惟陸也補充指，辯方律師其實也有責任盡早通知法庭，讓法庭理解被告的聽力問題。假如未有在一開始提出，陸建議嘗試呈交審訊前後的報告，證明被告審訊期間可能因聽障而答錯問題，「但就要睇律師代表一開始冇提出嘅原因，或者被告對自身權利是否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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