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法機構涉違保密權竊聽 3年激增10倍 涂謹申憂難監管「無險可守」
涂謹申竊聽違規警隊包庇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執法機構
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上周向立法會提交2018年周年報告,披露全年有27宗違規情況或異常事件個案,可能涉法律專業保密權資料個案更由前年80宗倍增至183宗。立法會議員涂謹申認為,小組法官和專員應「額外謹慎」去了解數字倍增原因,並應加重違規罰則,否則只會無險可守,法例監察功能形同虛設。
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發表2018年周年報告,執法機構去年提出1,343宗截取通訊申請。立法會議員涂謹申表示,近年截取通訊書面申請數字平穩,但可能涉及法律專業保密權資料個案則由2015年17宗,3年間增加近10倍至2018年的183宗。涂認為,小組法官和專員應額外謹慎,了解個案數字大增的原因。
涂謹申又指,市民有權秘密諮詢律師意見,執法機構不應得知對話內容。但報告提及的個案顯示,執法機構人員對有可能聽到相關的通話,都抱着懷疑態度,甚至「看作目標人物的謊言」。
他認為,所有竊聽行動都是暗處進行,一旦違規都很難被揭發,被竊聽者甚至永遠都不知道,但私隱已被侵犯。
而報告提及的違規個案中,執法機構多稱涉事人員僅屬無心之失、非故意犯錯或別有用心等,部份重犯人員亦只作口頭警告,並獲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接納。
他又提到,雖然截聽與偵查並非同一隊執法機構團隊,但一切建基於團隊間不會互通相關消息。他坦言在此社會環境下,市民對執法機構,特別是警隊不信任,擔心會出現互相包庇、通水的情況,甚至即使有違規,執法機構上可安排另一人做「替死鬼」了事。
涂謹申認為,執法機構和專員應以最高執法標準執法,並應加重違規懲罰,例如將涉事人員調離現有職務以至降職,否則只會無險可守,法例監察功能形同虛設。
至於現行截取通訊法例未涵蓋執法機構索取市民WhatsApp等社交通訊軟件紀錄,涂謹申坦言,現時市民使用社交通訊軟件遠較打電話普及,當中更易涉及私隱,但執法機構卻可向法院申請搜查令,比申請截取通訊更易取得資料,保護程度亦明顯較低。他批評政府續以寬鬆態度,不讓限制執法機構索取市民紀錄,促請當局與時並進,盡快修改法例,以截取通訊標準保障市民通訊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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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按此 立法會議員涂謹申認為,小組法官和專員應「額外謹慎」去了解數字倍增原因,並應加重違規罰則。何量鈞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