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初，筆者參與了兩個與香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歷史息息相關的活動。一個是隨同一批當年的逃港者前往東平洲祭奠他們的「戰友」，另一個則是一場電影《消失的檔案》的放映會。這兩個表面上毫不相干的場合，卻隱隱增添筆者對未來香港社會的憂慮。

2014年5月1日，一批上世紀七十年代從廣東省越界偷渡來港，當年的「知識青年」在香港東北海域的吉澳島豎立一塊紀念碑，悼念當年知青逃港潮中不幸葬身邊界或大海的「戰友」。隨後兩年的同一天，他們都偕同當年的「戰友」與關注這次逃港潮的傳媒和學者登島祭奠。可惜今年吉澳島上的原居民早已向祭奠活動的籌辦者發出訊息，指他們的祭奠活動規模越來越大，調子越來越高，殊不方便，故今年已不能再登島拜祭，卻只能在隨後每年登上香港東北海域不同的小島進行海祭儀式。

另一邊廂，紀錄片《消失的檔案》試圖把50年前的六七暴動歷史重塑，讓香港中年和青年的一代更好地瞭解香港社會發展史上最重要的分水嶺之一。在紀錄片的製作過程中，製作團隊發現這次暴動的政府檔案殘缺不全，部份檔案甚至曾經被蓄意移走。製作團隊把1956年、1966年和1967年的香港近代三次最嚴重的暴動事件的檔案進行比較，發現1967年暴動的檔案明顯遠遠不如其餘兩次的檔案詳盡。這一點不只令筆者想到香港缺乏檔案法的問題，更令筆者想到為何早至1956年的同類檔案，竟然會比1967年的詳細？這是甚麼道理？

當筆者把上述兩個經歷放在一起思考時，赫然發現一些微妙的關連。似乎是出現了某種力量，希望把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一些重要歷史隱沒在香港人的視線之中，而運用的手段則是透過不斷的自我審查。

相信沒有人可以否定，要數1967年的「反英抗暴」鬥爭和1970年代的「知青」逃港潮的共通之處，唯一的答案肯定是1966年至1976年席捲內地的文化大革命。雖說當年香港社會民生凋弊，殖民者與市民矛盾尖銳，社會貪污成風也是1967年暴動的成因，但自北方刮來的文革風暴，所謂「反帝反修」的浪潮，肯定是把左派運動參與者推向極端的最重要力量。

1970年代初期及中期的逃港潮更是直接因文革期間的「知青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號召而起。一群群自願或被迫下放農村的學生，不但學業荒廢，更是陷入對前途的絕望之中。當中不少人因為所謂的出身問題，遭遇便更為坎坷。他們唯一的選擇便是把生命孤注一擲，歷盡凶險逃亡來港。因此社會若要談論這次逃港潮，肯定免不了觸及十年文革的歷史。

偏偏今天在內地大行其道的所謂「七不講」，其一就是不講中共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錯誤，也就是說對文化大革命進行任何形式的評論都是一種禁忌。去年中央指令各地低調處理文革爆發60周年的做法就是最明顯的例子。豈料這種「七不講」的風氣竟然南來香港，致使無論是香港歷史博物館對暴動史的處理，對「六七暴動」50周年的提述以及對逃港潮這段歷史的淡化，都似乎意欲使人淡忘這些中共忌諱的往事。

筆者對中央希望掩飾其過的做法不感稀奇，但對於特區政府竟然毫不掩飾地配合中央消滅歷史的步調卻感到心寒。筆者絕對不相信政府未有備存六七暴動的詳細檔案，因此若公眾無法在香港歷史檔案館取得相關的檔案資料，唯一合理的推斷是政府刻意未有公開有關檔案。當50年前投入「反英抗暴」的中堅分子已逐漸退下，當因此事蒙受牢獄之災的少年罪犯也能夠當上政治問責官員，為甚麼政府仍然要淡化暴動史？仍要習染內地的政治風氣？我們日後還憑甚麼抵禦赤化，捍衞一國兩制？

逃港者今年未能到立碑處追悼罹難「戰友」更是令人費解之舉。一個平日幾近無人，假日隨便做做遊客生意的小島，為甚麼就怕了一年一度登島拜祭一下的一兩百人？難道就這樣就已經會令島上的原居民承受壓力？政府仍未開口，民間對逃港潮的歷史研究和公眾教育已遭貶抑，這種現象不免令筆者想起自我審查的可怕。

正視歷史是社會進步的重要推動力，中央政府不時也提醒日本要正視二戰歷史，德國更是因着正視納粹侵略的過去而獲得歐洲諸國和世界的認同，我們又怎可因為政治理由而埋藏香港重要的歷史？筆者期望今天就特區政府向內地政治風氣靠攏，民間社會對敏感議題的自我審查的疑慮僅是誤會一場，否則香港社會的未來堪憂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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