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先生來信說我引述過一位商界前輩的這番話:「香港那個管錢的高官前些天跑出來亮相,市民還在譏諷他是垃圾蟲,我倒覺得多餘了。這麼大的官做了那麼不體面的事而不必下台,旁人再去理會反而損了自己的體面!」何先生勸我也不必理會「對人民豎起中指而不臉紅的政府」,不值得,有損我的體面。他不希望看到我這管筆「盡去描繪一幅一幅的特區百醜圖」。
我非常謝謝何先生的勸告。我的性情確實不傾向於議論權力中心裏的混賬人和混賬事;我的書房寫讀生活是我六十年人生最愜意的寄託。我始終放不下的是幾十年的傳媒工作孕育出來的那股對現實政治的執拗。七月一日擠在遊行的人潮裏不啻給我心中那盞燈添了一杓油:一個腳印是一朵標誌,一把聲音是一股力量,一句話語是一瓣心願,香港的政治體制既然不容許我們普選我們心中的政府,我們只好靠我們每一個人的腳印和聲音和話語投下我們良知裏的一張票。有了這樣的認識,我不介意放棄天生的潔癖,容許我厭惡的那些人和事潛進我的稿紙方格裏。
小時候,我的英文家教老師教過我他們英國人的各式禮貌,從餐桌風度、穿衣品味到句字分寸都教,整套規矩可以歸納為莊因〈野趣〉裏形容的英國電影裏的饗宴鏡頭:腰板挺直,頸顎收歛,目光不學彩蝶飛繞花叢那樣亂轉,談吐不忘留半截聲音在喉嚨深處,就算瓷盤上只剩兩粒豆子一朵蘑菇也要細細切削,一手推刀把豆粒菇丁慢慢推向另一手拿着的叉子送進口中,抿嘴細嚼,優緩下嚥,流露津津可喜的一絲神情,再用餐巾輕輕沾一沾唇角!鏡頭徐徐拉遠,紳男淑女欵步走向喝白蘭地和補粉的偏廳花廊之中:「話題要典雅,字句要簡明,切記不放肆!」老師說。我活到這樣老了還忘不掉這些訓戒,筆下每一動氣,心裏總是尷尬,冷靜下來也就加倍討厭那些逼我不慎動氣的人與事了。我也許逃不掉這樣的矛盾了:人生太短,道義太重,革命造反雖沒興趣,心中的不平倒是打死也不認輸的,該爭的不爭等於虧欠這個陪我走過下半輩日子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