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麗麗於港台節目《守下留情》訪問又曾憶述，在舞蹈團的日子，遇上大飢荒，「我爸爸試過用糠加麵粉，整餅嚟食；文革年代，嗰陣有派別鬥爭，嗰陣我哋揸住本紅簿仔(毛語錄)，又去北京又去上海又去汕頭串連，同當地講資產階級乜乜乜，但係其實自己個心都…因為我老竇最初都係俾人鬥0架嘛，我又俾人鬥，又掛牌又遊街都試過，文化大革命，我老竇嘅職位仲高過歌舞團個團長。

「最好笑就係，嗰陣時我談戀愛，領導即刻通知我老竇，唔准我談戀愛，因為你係紅衛兵，紅五代，就叫做…老竇係幹部，因為我嗰個(男朋友)係都印尼華僑，我老竇就因為喺外國返嚟就俾鬥，喺親外國返嚟就話係特務啦！」

儘管遭反對，但廖麗麗仍堅持與這位印尼華僑一起，「歌舞團靚人太多，我從來唔覺得我自己靚，我從來唔覺得自己靚，冇人敢追我，我又惡，老竇又高級，係呢個敢追我，就係咁落咗疊喇。」兩人偷偷摸摸交往，後來文革結束，其印尼華僑丈夫先申請出國，廖麗麗亦跟隨，到香港一年，到學校教跳舞，又去工廠打工，先住土瓜灣，再搬去美孚。後來丈夫獲新加坡交響樂團聘請，廖麗麗終於可以入境定居當地，在當地教舞。國家劇場後來聘請她擔任國家劇場民族舞蹈團藝術指導，「我最開心就係培養咗一批依家做咗舞蹈教師嘅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