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奧焦慮症的產生,有內因,有外因。首先是源於中共的面子哲學,當局擔心民間反對的聲音、擔心奧運前後外地的安全事件,都有損京奧的國際形象,因此寧可錯殺一千、不放過一個。第二個原因則是當局未履行當年申奧時許下的改善人權諾言,因此擔心國際政要、體育明星的杯葛,在處理京奧安全等問題時寧可走過頭,面對國際輿論對西藏問題的抨擊時,更難免惱羞成怒。
顯然,要治療京奧焦慮症,一來要從制度上解決問題。北京當局之所以死要面子、心虛,就因為其權力並非來自民選民授;之所以在限制言論及正常經濟活動方面可以為所欲為,就因為其權力得不到制衡。只有制度上的問題得到解決,民眾的權益才不會因北京奧運會、因上海世界博覽會而受損。
二來有必要在高官和激進民族主義者之中再進行一場奧運的教育,別看他們口口聲聲反對奧運政治化,但正是他們令奧運這場體育盛事,過多地被當作政治表演、刺激經濟、融合社會的手段,遠遠脫離了它所能夠承擔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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