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年三月底四月初，張愛玲在羅省鬧市街頭被一名魯莽的中南美青年撞倒，「一個月後才照X光，右肩骨裂」，療傷期間「不大能寫字」，只寄了兩張便條向宋淇鄺文美交代，直到六月尾大致痊癒，二十九日正式去信詳細報告。六四前後她坐在家中養病，看電視的時間應該比平日多，所以隨手寫在舊信封的中英夾雜提綱，公仔箱出現次數頻密，張學研究員獨具慧眼，釋讀出來的包括「文字的沒落。TV佔時間。Idiot box今後更非杞憂」，「Instant傳遞，不需下功夫識字讀書。Total immersion/broad appeal to many senses」和「原子彈未能level world ground, TV influence at least, if anything, can ——」等等，用現在流行的話語形容，對冷媒介的批評屬左膠知識份子常談。隔了兩年舊事重提，天安門事件收看的原來是NBC台John Chancellor報導——信封上「特權」旁邊塗的Chancellor不是普通一個行政長官，是主播的姓氏。

那幕震撼全世界的螳臂擋車，深居簡出不問世事的她無可奈何和我們天涯若比鄰了，在草稿中「獨夫擋坦克」尾隨「最普遍，最傳統的勇氣送死」，疊上同一場景周恩來去世，指並非首次，「但出動tank機鎗⋯⋯unarmed students & captured市民，近代史無」。她第一回在信中提天安門是九月三日，「幾篇短文只改完了一篇，天安門事件後也彷彿不大合適」——說的是《草爐餅》，其實一點問題也沒有，可見其驚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