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情特別激動，長這麼大還沒見過皇帝！」距離延安約70公里的梁家河村，因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文革年代的7年插隊經歷「沾了光」，從一個寂寂無聞的小農村，搖身一變成為知名的紅色朝聖地。鎮上的年輕人雖沒經歷過習下鄕做知青的年代，但談起2015年習近平以總書記身份再訪梁家河，仍然十分興奮，形容自己猶如見了皇帝。

與延安的許多革命遺址有別，在安檢入口，公安特別檢查包裏的攝影器材，提醒不能拍片、不能拍抖音，以保持莊嚴肅穆。從停車上登上觀光車，沿着鋪設完好的柏油路前進，年輕司機突然停下，指了指前方一塊農田，「拍個照吧，這是習當年種過的田」。不僅農田，他住過的窯洞、挖過的沼氣池，如今都成了旅遊打卡地。梁家河年均接待遊客達到80多萬人次，但近兩年因疫情關係，參觀人數有所減少，即使是在百年黨慶的重要年份。

1968年文革期間，習的父親習仲勛被整肅。當時年僅15歲的習近平，以知青身份「上山下鄉」，下放至延安市延川縣文安驛鎮公社梁家河大隊，插隊近7年。這段經歷，其後被塑造為一段磨練意志、埋頭苦幹的勵志故事，習本人、官媒都曾多番提起。2008年，習說過的一句「我是在延安入的黨，是延安養育了我，培養了我，陝西是根，延安是魂」，今天成為了一幅紅色橫額，掛在梁家河村史館廣場。穿着機關單位制服的不同團隊，帶着黨旗黨徽來朝聖學習。

「以前他沒出名的時候，老人不曾提起，當上副主席有了名氣，他們才講起。」司機說道。他清楚記得習在2015年2月13日重回梁家河，「幾乎每個人都能到他面前，全部都是村民，沒有外人」，談起這點他特別自豪。「說白了就是皇帝嘛，有些人一輩子都見不着！而且主席個子特別高，有一米九！」在當地，幾乎每個村民都對2015年習重返梁家河的情景，感到振奮。

在梁家河生活了一輩子的農民梁伯，比習大三年，當年一度與習共事。他指，在習下鄕6年11個月期間，弟弟和姐姐都曾到梁家河探望過他。他形容，習為人「十分勇敢」，「16歲那年他下田，發洪水可危險了，但他都不害怕」，又稱習平時休息都在看書，「一讀就讀半天」，又因為當年沒有電，他只點一盞煤油燈看書，「煤油煙把臉都燻黑了」。如今好友遠居中南海治國理政，他則在陝北農村頂着烈日翻土，感嘆：「想念又怎麼樣呢？想也找不到呀！」

在百年黨慶的「紅色旅遊」風潮下，延安這座四線城市湧入大批人潮，機關、國企組織的團隊更身穿八路軍服裝、拿着小板凳在現場「聽黨課」。但數到最千奇百怪的時刻，莫過於在革命遺址前的大合照。「萬歲、萬歲、萬萬歲！」「勝利！勝利！勝利！」「延安美不美？美！」各種振奮人心的口號此起彼伏，有團隊甚至高舉拳頭，重讀黨員誓詞。

黨史學習班成員拿着小板凳，在景區空地「排排坐」，聽着由延安大學教師講的黨課，是延安的常見情景之一。延安作為兩代領導人的孕育地，毛、習成為講解中出現頻率最高的名字。其中，習近平提到的「看齊意識」、「實現民族復興」等觀點，都被編入講辭。「整個心靈都受到洗禮……」一名從北京過來、身穿軍服的央企員工表示，「特別是老師給我們講，中國共產黨和人民的關係，是魚水軍民、血濃於水，共產黨從一開始就是為人民服務」。

因應建黨百年，紅色旅遊需求大增，園區更臨時招用講解員，「兼職幹幾個月」。「6月份淡季，平時人多的話，我一天要講十多回。」，一名臨時講解員說。

今日的延安是中共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在1935年至1948年，是中共的革命根據地中心和大後方。1935年，中共紅軍在國民黨軍圍剿下，自江西逃亡陜北（中共稱為二萬五千里長征），至1948年第二次國共內戰後轉向華北。這前後12年5個月，被稱為「延安13年」。中共當時為與國民黨爭取民心，一度在此期間實行民主選舉。

除了是長征結束點、13年的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亦是中共正式脫離蘇聯控制、毛澤東走向神壇之地。自一開始，中共並非中國的本土政治組織，而是由蘇聯控制的共產國際中國支部，在1940年代，內部形成毛澤東為首的本土派和蘇聯派分庭抗禮的局面。1942年，毛發動延安整風運動，打倒以王明為首的國際派，並在中共七大確立了「定於一尊」的權威地位。「東方紅，太陽升」這一歌頌毛澤東的陝北民歌，也由此流行。

不過現時的革命遺址，只着重強調中共軍民當年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吃苦精神，已故領袖的故居，展示着千人一面式的簡陋、粗糙環境。有第二次來到參觀的西安遊客表示，20多年前來「沒多大感觸」，「現在年紀大了，看到犧牲的年輕人，都流眼淚了！」

然而問到「延安精神」具體是甚麼，上過教育課的他們多數尷尬一笑，「延安精神⋯⋯這個事情到目前還沒有太多的⋯⋯至少有個艱苦奮鬥吧」、「不太清楚」。「延安精神」包括自力更生和艱苦奮鬥的創業精神、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理論聯繫實際和開拓創新的精神，以及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蘋果》特約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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