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再談清潔風俗之前要先說幾句心底話。我對世界衛生組織要藉這次非典病毒而增加自己的權力很有保留。記得一九六一年，美國的FDA（FoodandDrugAdministration）因為Thalidomide這隻西藥對胎中嬰兒有大害而大幅度地增加了權力，後來芝加哥大學的SamPeltzman作了詳盡的調查研究，證明FDA的權力增加對醫藥的發展有大損害。
在這次非典瘟疫中，世衛的判斷頻頻失誤，不及格。但他們有兩招「殺手鐧」。其一是說「我不信你的數字」，其二是提出旅遊警告。說得容易，但對世界經濟的損害動不動以百億算。我同情多倫多的市長。世衛還沒有到過那裡調查，就對該市發出旅遊警告。市長站起來破口大罵，粗言盡出。最近世衛說不信北京的數字，王岐山要拜多倫多市長為師。
自四十年前遍讀羣書後，我對公眾人物或公眾機構要爭取權力都有懷疑。我怎樣也忘不了半個世紀前奈特所說的話：「當有人對我說他需要權力來做點好事，我會衝動地回應：『是嗎？有誰曾經以其他理由來爭取權力呢？當他得到了權力，又做出些什麼來了？』」
一言興邦，一言喪邦。世衛的言論有後者的影響力。我認為世衛凡說什麼，必須拿得出證據來，說錯了要賠償。這樣，權力才不會被濫用，才可以使權力與責任相稱。
質疑了世衛，不夠篇幅寫原定的《清潔歧視的約束力》。讓我略說清潔風俗的兩個有關問題吧。

我說促成清潔風俗的成本不高，是因為風俗不能以重金購買，而是不難做到的改習慣。為圖一點小方便可以對社會有大損害，改一下壞習慣就偉大得很！是因為監察費用太高而促成取小利導致大害的。吐香口膠的故事我說過了。舉另一例。隨地吐痰對社會有害。我不隨地吐痰，因為沒有吐過，不習慣。你給我一百元我也吐不出來。（當然，給我一萬元吐一口，我總有辦法。）你習慣隨地吐痰，要你不吐對你有什麼大成本了？拿着有大成本的機關槍，強迫你不吐，你偷偷地吐，我的機關槍豈不是白費了？
私人與社會成本分離的熱門分析就忽略了這一點：圖小私利可以有大公損，而強迫不圖的成本更大。放棄微不足道的私利，對社會大有公益，而這公益只能靠風俗習慣才可以有收穫的。
促成清潔風俗的成本既然不高，為什麼中國沒有可取的清潔風俗呢？不得其法是一個原因，但更重要的應該是：歷史上，中國對清潔風俗的需求不大。有三個原因。其一是歷史上，中國的人口密度遠不如今天那樣高。明代初期，中國的人口只有六千萬，今天上升了二十多倍。其二是歷史上，中國的人命不值錢。就是到了民國時代，中國人的平均壽命只有四十多歲，而歷史回顧，君王殺庶民、父母殺子女，皆非罪也。其三是自乾隆末期起，神州大地兵荒馬亂近二百年！是的，兵荒馬亂的日子，不是培養清潔風俗的好時機。
俱往矣！拿破崙所說的巨人夢醒，站了起來。人口密度高，付不起瘟疫的代價，不能不向清潔風俗打主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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