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在最新發表的施政報告中提出，向長者每年提供五張面額五十元的醫療券，用以資助長者使用私營醫療機構服務。除此以外，早前亦有報道指出，政府有意以部份地區作試點，把由專科轉介到普通科門診的長期病人，安排到區內的私家醫生診所跟進。病人的自費診金仍舊為四十五元，餘額將由醫管局補貼。由此可見，政府正積極考慮把醫療開支用於直接資助病人。
政府要資助市民享用某種服務，當然可以直接提供服務，然後只向市民收取部份成本。只是受資助的「國企」容易壟斷市場，在缺乏競爭下，難有動機改善服務及減低成本，因而造成浪費公帑的情況。有報道指相同服務，公營診所的醫療成本高達三百元，區內私家診所最高收費卻不過一百八十元，可謂「高下立見」。

下放選擇權、直接資助市民，故然有利以市場競爭減低服務成本，但若要以醫療券代替公營醫療服務，問題卻是異常複雜。現時公營醫療服務雖然是開放給全港市民使用，惟其供應有限，在失去調價靈活性的情況下，輪候時間便成為分配資源的準則；如此準則，無非是將部份時間寶貴的病人摒於公營醫療服務門外。基層的時間成本一般較低，因而成為現行制度下受資助的主要對象。
實行醫療券，市場供應解決輪候時間的問題，變相吸引全民使用有關資助；加上傷風感冒等普通病症絕對是「可有可無」、「可長可短」，離不開價格下降需求上升的需求定律，而社會道德又必定不容政府規限治病的資助次數，全面實行醫療券恐怕會使政府醫療開支變成無底深潭。假如建議中的醫療券最後只把原來沒有使用公營醫療服務的病人納入資助對象，而不能把現有的公營醫療使用者轉投私營醫療機構，則醫療券可能徒使政府增加醫療開支卻無助解決基層的醫療問題。政府現以金額較低和限制性較大的建議試行醫療券，的確是較可取的做法。
公營服務成本不比私營，教育亦然；張五常教授最近便在其網誌指出，劍橋、牛津、哈佛等英美著名私立大學，其經費不及公立的一半，而香港政府給大學生的資助，已足夠送他們到這些一級學府就讀。相對而言，全面實行學券卻明顯較「醫療券」簡單；現在全港所有適齡學童均已獲九年免費教育，就讀中小學的機會一般只為一次，而限制市民大學教育的資助次數亦不見得有違社會道德。現在政府已試行醫療券以優化公帑運用，則更不應忽視學券的可行性。
最近教育局長孫明揚表示，設立更多私立大學是香港教育的長遠發展方向，這固然是好消息。進一步而言，張教授說內地應該停止補貼，進而提供一次性資金「私有化」北大、清華等內地名校；輔以學券，這個建議在香港也同樣可行。

黃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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