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創作的玩意上，我們說一件作品重要，是指有深度，有新意，也有一點影響力。不容易解釋或量度，我自己較為簡單的看法，重要作品是下了一個錨，移之難動，揮之不去，經得起風雨，時人怎樣批評此錨仍在。當然，錨有輕重之分，重要的作品也如是，較輕的早晚會不知所終。李賀想像說「魚沫吹秦橋」，秦橋是石造的，是說重錨也難於永久。
想到這話題，起於上期寫《從一首協奏曲想到的》，以貝多芬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來評論歐洲文化敬仰重要之作，而中國文化則偏於走小品的路，論創作成就我們比他們不過。發稿後想到一個話題。貝多芬的平生作品大約三百五十，如果我們讓專家拿開百分之五（十七八首）最重要的，算他沒有寫過，貝氏在音樂歷史的地位會怎樣了？倒轉過來：如果貝氏只寫過最重要的十七八首，沒有其他，又如何？我再問：莫札特今天有編號的平生作品是六百二十六，拿開百分之五最重要的（三十一二，這裡不用專家，我懂得選），上述兩個問題的答案會是怎樣呢？
答案大致一樣。拿開了這兩個偉大天才百分之五的最重要作品，我們今天可能沒有聽過他們的音樂（歷史上，不少作品甚多的作曲家我們沒有聽過）。這方面，貝多芬的命運應該比不上莫札特：前者的作品優劣不均，而後者遠為平穩。百分之五是很小的一部分。這可見天才如莫、貝二氏，拿開了最重要的小部分他們會黯然失色。重要作品得之不易也。專家的描述說，這些重要作品創作時格外用心，以樂曲而言，除了小許例外，重要的比較長。這是說，隨意或意外的重要收穫不多。

倒轉過來，如果莫、貝二氏只寫過或只留存下來最重要的百分之五，百分之九十五的作品不存在，會怎樣呢？我認為他們的大名依然存世，只略為減輕。較大的損失是影響力，因為全面性愈廣，影響力愈大。英國生物學家達爾文寫過多本書，皆天才之作，有口皆碑的只是一本小小的《進化論》。曾經求教於專家，一致認為沒有其他論著的支持，進化論不會立竿見影，改變了人類的思維。
醫療發達之前人類生命短暫，需要長時日思想的科學論著，像達爾文那樣多產的很少見。物理學家牛頓只靠一本巨著改變了一門重要學問的思維。我熟知的經濟學，二十世紀之前的史密斯、李嘉圖、米爾、馬克思、馬歇爾等人，每人只拿得出一本巨著，夠了。他們可能打錯算盤，巨著發表後很少動筆，但活下去不少時日。
零散的小品，前後一貫，組合得宜，加起來可成巨著，傳世的機會大升。我們的蘇東坡，作品經後人整理，在幾方面洋洋大觀，立竿見影矣。蘇子是個很特別的人。與貝多芬不同，蘇子可愛，過癮，天才洋溢，興趣多而無一不精，數世紀一見，所以樂得替他整理作品的後人無數。可愛過癮的品性佔了一個大便宜。但如果蘇子的品性像貝多芬，他要生長在一個重視創作的社會，要產出重要的巨著。
中國的經濟是發展起來了。人口比昔日的歐洲不知大多少倍，先天的智慧不弱於人，重要的創作不能說完全沒有，但比例上小得不成規矩。就算有一天中國在經濟上富強得無敵天下，這比例不大幅上升很尷尬。當年日本的經濟起飛時，舉世皆說日本仔只懂得抄，不懂得創，笑哈哈，大有貶意。我認為相比之下，在人口比例上，東洋鬼子的「創」是比我們今天為高的。我們要培養出一個敬仰創作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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