輿論平台失陷之後
鄭經翰與商台之間的恩恩怨怨,不應該分散我們對核心問題的注意力。這個問題就是香港的傳媒究竟還有沒有足夠的空間容納不同意見?簡而言之,香港的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是否受到威脅?究竟是鄭經翰還是商台首先提出解約?究竟解約談判所涉及的內容如何?無疑是引起很多人的好奇心的問題。但根據這些問題的疑點而推論名嘴封咪並非因為威嚇而發生,則是無視事實。
封咪的不止鄭經翰一人,還有黃毓民、李鵬飛等,他們與選舉毫不干涉,沒有需要自編自導自演封咪。除了商台節目主持人外,港台也出現了主持人節目調動的情況。如果說這些現象全部都是巧合,則它們實在太巧合了。
至於商台曾尋求與鄭經翰解約,是出於政治、商業還是管理上的考慮,則只有商台負責人自己知道。但俞琤說公共事務節目的路綫可能要由感性轉移到理性,顯示商台的考慮已經是超乎個別人的去留。
名嘴封咪與鄭經翰和商台間的糾紛是軒然大波,但香港傳媒的整體狀況在過去幾年已靜悄悄地發生變化。可以這樣說,在主流傳媒機構當中,除了《蘋果日報》、商台、《信報》等少數外,其東主或管理層都與特區或中央領導人有良好關係。這種情況的出現又會是偶然嗎?
中國共產黨是槍桿子裏面出政權,但筆桿子也同樣重要。尤其是中共執政後,不能隨便出動槍桿子,也沒有人有槍桿子可以挑戰其權力地位,於是控制輿論是政權的一項基本政策。
香港不同內地,中央或者特區政府不能直接控制輿論,但不會對其放任自流,更不會任由輿論抗衡它們的政策。一方面,「一報一刊兩支咪」似乎仍有很大影響力,但另一方面,整體傳媒環境內制衡政權的力量已經大減。到最後,「一報一刊兩支咪」被整頓,正如鄧小平當年描繪六四事件的說法:這場風波遲早要來,並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
想不到的是,封咪行動會這樣迅猛。政權壓制不同意見的決心和力量在之前顯然是被低估了。可以預見的是,日後民間力量通過傳媒和輿論來制衡政權的可以利用的空間會愈來愈小。過去二十至三十年間,民間力量主要是依賴傳媒和輿論來制衡政權,因為這是成本效益最好的做法。即使在議會局部開放後,議會對政權的牽制也不如傳媒,此所以政府官員怕鄭經翰多過怕議員。
制衡政權,還有議會工作、街頭行動、群眾團體等渠道。這些渠道的成本效益不及傳媒和輿論,但它們在公民社會裏的根可以更深更牢固。現在民間力量在傳媒和輿論這個平台上的劣勢在可見將來都難以扭轉,必須盡快努力開拓其他渠道,始能維持對政權的制衡力量。
想到這一點,不無感慨。除了議會空間有明顯進步外,香港不像是時光慢慢倒流至八十年代甚至七十年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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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公共事務顧問,文章隔星期五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