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於二十世紀的人有幸有不幸。我的童年有抗日之戰，跟着是國共之爭，兵荒馬亂，日子不好過。幸運是沒有死。如果問，不用死，你想在童年時兵荒馬亂，飢寒交迫，還是太平盛世，嬌生慣養？朋友，你選哪一種？很難說。嬌生慣養，長大後安居樂業，當然是好的，但讓我說一句老土的話：這樣的成長會缺少了一種生活經驗，生命就不夠全面了。
如果我自己沒有經歷過兵荒馬亂的日子，今天的隨筆文字不會是這樣的。隨筆任何人都可以寫，但感受不同。不是說題材不同，而是字裡行間有一種感受，沒有經歷過艱苦日子是沒有的。讀他人的隨筆文字，不管作者寫的是什麼風花雪月，有觸覺的讀者一看就或者感到有點辛酸味道，或嬌生味道，或磨斧味道，而這些是隨筆的生命。沒有味道的隨筆不能成家。
有些朋友受過文革的苦頭，或中過政客甜言蜜語之計，荒廢了大好時光，心底裡仇深似海，其隨筆文字免不了有磨斧痕跡。我是明白而又同情的。我自己比較幸運，雖然童年時捱飢抵餓，背過總理遺囑，唱過《東方紅》，但奇怪地沒有受過政治的蹂躪。
想當年，生活是「年年難過年年過，處處無家處處家」；而政治意識則是「蘇援美援人民無援，蔣匪毛匪天下皆匪」。不是挖苦老蔣或老毛，是當年的傳媒與長輩老是這樣說。一九四五至四八年在廣州盛極一時的雷雨田先生的《王龍烏》漫畫，滿是嘲笑政治的話，過癮精彩。長大了我討厭政治，字裡行間不禁嘲笑，但不覺得需要磨斧。如果我在國內經過文革，今天的隨筆味道當會不同。
人有三衰六旺。我的幸運日子起於中國的文革時期。一九六六年夏天論文《佃農理論》漸入佳境，六七年春天獲得芝加哥大學的政治經濟學獎。該年九月到了芝大，不久後認識那裡的政治系教授鄒讜，見到他和助手忙於搜集紅衞兵的資料與大字報，知道神州搞得天翻地覆。鄒讜是頂級的政治學者，關心中國，苦着口臉審閱以高價購得的資料，要鑑證，因為價高贗品多。我當時沉迷於經濟研究，只是偶爾到鄒讜那裡八卦一下文革的事。他痛心研究；我隔岸觀火。

一九六九年，在溫哥華，聽到容國團的自殺死訊我才怒上心頭。五十年代初期，阿團和我是西灣河街坊津津樂道的兩個逃學生，是好朋友，而街頭巷尾的孩子玩意，我們雙劍合璧，打遍香江無敵手。聽到容國團的死訊，我重複又重複地對自己說：阿團是不容易自殺的。
童年逃難時認識的小朋友，想不起有哪個還活着。戰後在佛山華英附小認識的小同學，一九六三年知道有一個還活着。一九四八年後在香港灣仔書院的同學，今天大都健在。
是這樣的不幸經歷，而一九五七年離港赴北美碰運氣，也是自生自滅的，但運氣奇佳，屢遇明師。今天隨筆為文，對青年的教育因為關心而多說幾句，是職責使然，但經歷不同，其味道有別。
風水怎樣看我不懂，也不信。有人說相從心生，有可能，但我不懂得看。然而，我認為讀他人的隨筆，品其味，在字裡行間可以體會到作者的經歷。細節不成，大概可以。隨筆的字裡行間表達着作者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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