暫別香港大學，旅居英國，肄業倫敦國王學院已兩月有餘。此刻沉醉希臘文明和中世紀史的書海，卻不見想像中校園版小國會的政治激辯。國王學院學生會選舉時，學生報詳列各候選人政綱，多數講述學生福利，如圖書館開放時間及宿費加幅，社會議題上，大多支持校方勞工加薪至「倫敦生活標準工資」，但此外便乏善可陳。學生報更有文章辯論學生會應該涉身政治議題，反對的一方稱學生會得到學生授權只限學生事務，欲從政者欲辯論世界大事，應到下議院去，別浪費學生會寶貴的資源和時間。

對照過去在港大上學和擔任《學苑》編輯的經歷，這種爭辯在筆者眼中煞是可笑。香港的大學學界曾在七十年代風起雲湧，先有「中文運動」和「保釣運動」，再發展到「國粹派」與「社會派」之爭。今天在表面繁榮，但自由日益消逝，民主更被宣告死刑的危機中，孕育出本土運動。大學生雖然只是初生之犢，但是在香港歷史中從不缺席。而且在一場又一場的抗爭之中，幼嫩的學生經過反覆磨練後就會成長為未來的社會領袖。

英國作為現代民主政體和自由主義的發源地，卻已經沒有了如香港一樣的學生運動和意見領袖，原因有二。第一是民主政體已經發展完善，兩大黨在校園設有分部，基本上可以完全吸納有潛質的學生進入政黨結構。畢業生進入政黨的研究部累積資歷，涉獵由國際到社區的議題。展露出更大才能者，會被所屬政黨分配一個選區，勝選後就成為國會議員。至於之後能否官拜首相，就得看社會當時的環境，和政黨內的權力分配了。第二個原因，應是英國社會過於太平安逸，再不急需社會變革，年輕人目標不再遠大，只盼畢業後獲得聘用。英國再不是世界大國，對國際政治的關注減少，國民更關心更切身的福利房屋等問題。而這些問題在民主政體中已可達到共識。文明高度發展下，便是日復一日的小修小改。一般同學間談起政治議題，要不是不感興趣，就是因避免爭執而避談。在這個背景中，再不會有偉大的政治領袖，取而代之的是只求合格的集體平庸。

亂世出英雄，兩次世界大戰孕育出邱吉爾，冷戰之中也有戴卓爾夫人。一百年來，有兩位這樣的人物，英國國運算是不錯。前人種樹，後人乘涼，這一代人能享受自由民主，是應得的。香港今天處境危險萬分，政制和經濟都停滯不前，貧富懸殊加劇，中港磨擦越演越烈。或許香港無法逃避衰亡的命運，但只有一分希望、一身熱血的大學生，也應該負上時代的重擔。在熔岩火山中，有很多岩石被燒成焦炭，但有一些會變成堅硬無比的鑽石。我相信香港的新一代是能夠迎難以上，披荊斬棘走出一條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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