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是二十世紀貨幣大師KarlBrunner的學生，算是出自名門了。其後六七至六九在芝大那「貨幣聖殿」待了兩年，耳聞目染，加上貨幣大爭議炒得如火如荼，要不知道不容易。但我沒有考過貨幣的博士試，不是專家。只是自己對價格理論的操縱流水行雲，有恃無恐，任何經濟問題都可以簡單地看，而從價格理論的角度看貨幣，有旁觀者清之效。是的，二十多年來，我對宏觀經濟的推斷自己很滿意。
一九九六年末，洛杉磯加大邀請我於九七年十一月到該校作一年一度的夏保加榮譽講座的首屆講者。據說是夏保加選我開鑼，受寵若驚（跟着有格林斯潘等名家），當然用心準備。我選的題目是《鄧小平的偉大改革》，然而，自九三年的秋天出版了《中國的經濟革命》，之後三年減少了跟進中國的發展，於是求教同事蕭耿中國那幾年的情況。言談中他說了一句今天記不起怎樣說，是關於人民幣量的調控機制的，我如中電擊，閃一下彷彿見到光明大地一片，沒有見過的，於是跟着想下去。
看官須知，當時中國的貨幣制度滿是沙石，還有相當的外匯管制，人民幣不能正規出口，外人在國內開戶口難過考狀元，而另一方面地下的成交無日無之。我於是想，撇開沙石，央行究竟是在搞什麼？向樂觀或理想那方面推，人民幣與美元掛鈎，一般化地看是下了一個可以直接地在市場成交的錨，而人民幣量的變動，跟着外匯進帳變動，一般化地看是只為守錨而變，以美元穩定幣值之外央行沒有把貨幣政策伸展到經濟的其他事項去。

以美元為錨守得住嗎？邏輯說，只要央行不手癢，單為守錨而調整人民幣量，沒有困難。然而，邏輯歸邏輯，實踐如何要待沙石清除才知道。沙石是經濟學的一種局限，觀其轉變而推其後果我是專家。於是，從那時起我一方面留意中國外匯管制與銀行管制的變動，另一方面跟進地下交易與灰色市場的相應效果。後來的結論是，管制的沙石愈少，人民幣的潛力愈強。觀察了好幾年，大約二○○二年吧，我肯定朱鎔基時代的貨幣制度是上上之選，幣值穩定，錨可以穩守，只是沙石誤導了旁觀者。
中國之外，歷史沒有出現過這樣的貨幣制度。不是昔日的本位制，不是鈔票局制，不是歐美的fiatmoney制，不是管制匯率制（下錨與管制不同），就是九七的亞洲金融風暴人民幣也視若等閒。沙石轉變與邏輯推理帶來一個可靠的結論：解除所有外匯管制，朱鎔基時代的貨幣制度會發揮得更好。是那麼簡單的制度，奇怪其他國家沒有採用過。
於今回顧，這個自一九九四至去年七月、我稱之為中國貨幣制度的，對中國這十多年的發展如有神助。還有不少沙石要清理，而因為解釋過的原因，這制度不要改，但要考慮換錨。前思後想，從「中國制」一般化，改用一籃子物品為錨是最理想的了。可惜今天央行看來是脫離了中國制，轉向美國的沒有固定的錨的貨幣制度走。這樣，將來歷史回顧，中國制只是曇花一現，而沒有讀到我這系列文章的解釋，將來的歷史學者不會知道曾經有過這樣的貨幣制度。
頭痛是目前人民幣一小點一小點地提升，短期內為禍不大，而央行處理小心，好景還會繼續三幾年。然而，在市場不知不覺中一個史無前例的上佳貨幣制度是放棄了，換來的是早晚央行權力大升，牽涉到太多經濟變數要由央行以貨幣政策處理。一石二鳥是奇蹟，一石多鳥不可能。
從評格林斯潘的政績起，這系列文章共九篇，下足心機，寶刀未老，到此為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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