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增：內容）中共建黨百年，近來經常提及「結伴不結盟」的新外交思維，並強調兩者的分別：結盟是「找敵人」的舊國際關係思維，而結伴卻是「交朋友」的新型國際關係思維。然而翻開過去的歷史，卻發現中共經常「拉一派打一派」、「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最終令原來的友好關係變成敵對，甚至鬧翻收場，例如蘇俄、越南等過往的革命同志，都曾有過一段「蜜月期」，但維持不足幾十年便「反面」，甚至開戰；而中共這種統戰思想亦延伸至國內， 黨內改革派、宗教團體及民企老闆等，均難以逃出友好轉敵對的命運。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第一個與之建交的國家是蘇聯，而在外交上亦實行「一邊倒」政策傾向蘇聯，雙方其後在1950年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當時蘇聯曾派出大批專家到中國協助政治、經濟、文化、科技、教育等各方面的建設，其中包括援建武漢長江大橋及著名的156項重點工程；中國則大量供應農產品、原料至蘇聯市場，每年亦派出大批留學生赴蘇聯及東歐各國學習。

不過自1953年蘇共領袖史太林（Joseph Stalin）去世，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當權後，蘇聯與中國之間的分歧逐漸增大。主流觀點認為，中蘇交惡主因是1956年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批判史太林的個人崇拜，同時蘇共在加強對東歐諸國的控制時，中共仍然拒絕干預。至1959年9月，中印邊界衝突，蘇聯發表偏袒印度的聲明，雙方關係更加惡化；1960年7月，蘇聯未有預先知會下突然召回全部在華的專家，撕毀所有合作項目的合同，中蘇關係自此宣告破裂。

而中國冷戰史專家沈志華曾在「試論中蘇同盟破裂的內在原因」一文中指出，兩國關係破裂有兩個最主要的原因，一是1958年中共在未有知會蘇聯的情況下突然炮擊金門，二是蘇共領導層反對毛澤東的「大躍進」運動，分別反映中蘇在對外及對內政策上的嚴重分歧。他並分析，決定中蘇同盟破裂的兩個內在因素，一是「國際主義理念與民族主義追求的矛盾，以意識形態的同一性替代或掩蓋國家利益的差異性」，二是「同盟內部領導與被領導的組織原則與各國享有平等權利的準則之間的矛盾，把黨際關係等同或混淆於國家關係」。

中國和越南亦曾經由友好關係轉成敵對。前越南大使楊公素曾在《滄桑九十年──一個外交特使的回憶》中指：「原來中越關係極為友好，從1950年到1954年越南抗擊法國的勝利是在中國的支持下取得的，後來又在中國的幫助下獲得了獨立和國際上的承認……這幾十年間，中越關係是『同志加兄弟』……在1975年打敗美軍統一南北越之後，越南軍隊的槍口卻來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對準了中國，聲稱中國成了它北方最大的敵國。」

從1920年代起，越共領導人胡志明便與中共部份領導人有密切往來和共事的經歷，其中與周恩來交情甚篤，而且雙方又在意識形態上相近，同樣支持「反帝反殖」。1950年代，越南正經歷抗法戰爭，當時胡志明就曾密訪中共請求支援，而中共亦在1953年朝鮮戰爭結束後，旋即將朝鮮戰場的軍事物資轉至支援越南。據統計，中共自1949年建政至1954年奠邊府戰役結束，共提供11.6萬支槍械、2,730門火炮及大批彈藥器材。而在抗法勝利後，因美國支持南越與北越對抗，中共基於戰略需要，仍繼續支援越共。

然而1975年北越軍統一越南後，雙方關係開始惡化，除了邊界糾紛、華僑問題及由親蘇派黎筍掌權外，亦因為越南入侵柬埔寨，被中共視為挑戰其地位有關。當時中共不僅決定斷絕對越南的經濟援助，亦譴責越南當局追隨蘇聯的「霸權主義」而推行「地區霸權主義」；越南方面則批判中國從事擴張主義，指中國有意侵佔越南的領土，並有稱霸亞洲之心。最終兩國在1979年爆發中越戰爭（中方稱懲越戰爭），並轉成敵對關係。

自70年代尾中共實行改革開放以來，黨內出現左右之爭，代表的保守勢力的左派，以及提倡改革的右派。兩者之間的分歧演變成權鬥，並且在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後，將黨內的改革派和自由派逐漸邊緣化。

當時的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國務院總理趙紫陽被視為改革派的領軍人物，胡耀邦打擊太子黨腐敗活動、着力推進「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被視為損害到保守派既得集團的利益，卻要面對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的指控最終黯然下台；趙紫陽因在六四中公開同情學生和反對武力鎮壓，引起黨內保守派陳雲、李先念和李鵬等人的不滿，趙紫陽更因此被免去黨內外一切職務，最終在軟禁中度過餘生；而一眾在六四期間提倡改革的學運領袖包括王丹、吾爾開希、翟偉民等，不是被捕就是流亡，自由派被消滅殆盡。

政治上不許有異議的聲音。現在被中共視為眼中釘的法輪功，在1992年創辦初期，法輪功都曾獲政府認可，指其為一種「有效的減少醫療支出，推廣中國傳統文化」的功法，並起到「推廣中國人見義勇為的美德，維持社會秩序和安定」的作用。

但樹大招風，當法輪功信眾越來越多，3年後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就試圖箝制氣功的影響力，希望派黨員加入法輪功的組織架構卻遭到拒絕。到了1999年4月，約1萬名法輪功修煉者包圍中南海，抗議有學員被逮捕，更進一步引發當局打壓。

同年7月22日，北京正式發佈要取締法輪功，幾天內至少有5,000名法輪功學員被捕和抄家，公安又毀掉1.5萬件與法輪功相關的書籍、錄影帶和光碟，關閉內地所有法輪功相關網站，自此，法輪功被認定為非法組織。

至於企業家亦都要「聽黨話」，否則即使富甲一方如王健林、馬雲，都有被打壓的一日。其中王健林是萬達集團董事長，三度登上胡潤百富榜中國首富寶座。他在高峯期，曾於全國擁有超過200個萬達廣場、80間五星級酒店。他亦熱衷公益事業，曾在貴州丹寨投入15億元人民幣扶貧，又大力推動國內足球發展。

不過王健林因為在公開場合豪言「我自己的錢，愛往哪投別人還管不着！」又聲稱「萬達進入的行業，無論國企央企，都沒機會做老大」，結果觸動中央神經。2017年當時的中銀監要求銀行排查萬達的授信和風險，並限制萬達在境外的投資。在官媒相繼質疑萬達「走資」，之下，王健林惟有積極響應國家號召，把主要投資放在國內，並大量出售資產，其財富亦大幅縮水，亦轉趨低調，遠離公眾視野。

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亦有類似遭遇，他創立的阿里巴巴集團躋身全球企業市值前十，使中國在電商、互聯網金融和雲計算領域的國際競爭中處於領先水平，獲中央表彰改革開放貢獻。他亦熱心公益，曾於2010年開始，每年將阿里巴巴0.3%的收入撥作公益基金，隨後亦在2011年成阿里巴巴公益基金會。2015年馬雲又向母校杭州師範大學捐贈1億元人民幣，用於資助教育研究與教育創新。

不過就因為去年曾公開批評中國金融「不成體系、沒有系統」，銀行停留在「當舖思維」的金融監管跟不上形勢發展，引起官方不滿，旗下螞蟻集團原定的上巿計劃臨時觸礁。及後阿里巴巴集團亦因涉及壟斷被罰款182.28億元人民幣（約216.46億港元），阿里還要發公開信表示對處罰「心存感激」。而原本馬雲與其他商界大佬創立，為內地培養新一代初創企業家的湖畔大學，亦傳出被要求停止收新生、需要更改名稱等不利消息。

澳洲悉尼科技大學教授馮崇義指出，馬雲還有利用價值，「因為習近平要利用他們的財富，支撐黨的天下，而沒有把他趕盡殺絕」。

北京獨立學者吳強則表示，基層民眾和中產阰級「有了這種自由主義的政治意識之後，黨國才把他們當作一個威脅或挑戰」，所以無論是資本家還是企業管理者，任志強還是馬雲，還是孫大午，都被當作一種顏色革命的威脅。

《蘋果》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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