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七年民主同盟瀕臨解散，章乃器流亡香港創設港九地產公司，一邊做生意一邊為各民主黨派執筆撰寫宣言鼓吹民主思想。資本主義商業造就了他的財富也帶給他優裕的生活，可是，「正因為圖利生涯同我的理想矛盾」，一九四八年年尾他積極回應中共中央的電召，把香港的大宅留給王寬誠照料，自己跟茅盾、馬寅初等三十幾位民主人士秘密返回瀋陽參加新政協的籌備工作：「我過去多年為資本家打算盤，」他說，「今後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打算盤！」
在一次參觀的途中，他聽到大家高唱一首歌，歌詞開頭一句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他覺得這句話不妥當，覺得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中國已經存在了幾千年了，提議歌詞增加一個「新」字，改為「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不久，毛澤東見到他對他說：「你提的意見很好，我們已經讓作者把歌詞改了！」一九四九年，章乃器當上全國政協常委兼財經組長，還當了政務院政務委員。一九五三年他是糧食部部長。一九五八年一月底，周恩來通知他說黨中央决定撤章伯鈞、羅隆基和他的職位。

　我只瞄過章乃器很少幾篇經濟文章，他的《七十自述》倒是讀了，那是好多年前聽台北父執鄭伯伯說起章乃器收藏青銅器的故事好奇找來消閑的。鄭伯伯家裏收存一批稀世的高古玉器，說是賣給他的那位國民黨老秀才早年請了章乃器鑑定過這批玉器。前些天讀到章乃器的公子章立凡寫的〈都門謫居錄〉也說他父親專收青銅、瓷器、玉器和雜項，鑑賞古玉極具慧眼，所藏良渚文化鳥紋大玉琮是世間珍寶，文革抄家流入首都博物館，後來他還捐了一千多件文物給故宮博物院。
鄭伯伯抗戰時期在南京一家銀行當雜役，見過章乃器，見過宋子文，見過陳果夫。那該是一九三六年國民黨拘捕章乃器之後的事了。那次抓走的救國組織「七君子」還有沈鈞儒、鄒韜奮、李公樸、史良、王造時和沙千里。《七十自述》裏說，他們入獄不久就發生西安事變，張學良、楊虎城通電要求釋放他們，陳果夫主張槍斃他們，馮玉祥極力反對，說西安扣着的不止七個人，還有蔣委員長，一動殺機，後果堪虞。

　章乃器一九七七年八十歲在北京病逝。他學的是經濟，早歲在江浙幾家銀行工作，也辦過《新評論》半月刊，當過上海光華大學教授，給國民黨做過事，為共產黨吃過苦，文革時期飽受鋼絲包橡皮的鞭子鞭打，還有人用火柴燒他的手，用汽槍射他的頭，用油彩先塗臉再用氨水灌他的鼻孔。他說他是硬用平素苦練的氣功頂住那些拷打和凌虐的，直到醫院拒絕治療他他才寫條子向周恩來求救。
章乃器甘心留在紅色大陸上，甘心忍受一波接一波的「鍛煉和考驗」，連周恩來都看他不透，笑着對他說：「你倒真樂觀啊！」《七十自述》裏寫了很多練氣功的理論與實踐，那是他的寄托：明明知道等不到民主中國的誕生，不如靠鍛煉氣功去忍受漫長的民主陣痛。甚至他修改的那句歌詞，竟也成了他為歷史的中國討回的一個公道。我悲嘆章乃器如炬的遠見。
（圖）張善子一九二六年贈溥毅齋扇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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