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特別注意演講後聽眾提問時的應對,因為溫氏不能再讀文稿。問三題,都答得好,比有文稿的講辭優勝。但其中兩題——關於中國民主發展與中美貿易的——溫氏不可能事前沒有作了準備。第三題——關於二○○八年的北京奧運的——他應該是沒有準備的了。我的印象是,雖然說話頗慢,溫氏的思想相當快,也清晰。他是個想清楚才說話的人。
這就帶到我最欣賞溫家寶的地方。作學生時我不抄筆記,為的是要細心聆聽教授所說的。久而久之,我對一個講者的思維組織的能力很懂得判斷。溫氏對三題的回答頗長,用上不少數據與歷史。這些不簡單的回應——就算其中二題事前有了準備——是要講思維的組織力的:哪點先行,哪點後說,這裡要補充,那裡要簡化,等等。這種思維組織的工作不容易,有些很聰明人也乏善可陳。基於三個問題與三個頗長的回應,溫氏的思維組織力是明顯地高於一般教授了。
演說中我有一處不同意。溫氏說中國要成為經濟先進之邦需要有很多代的發展。我認為如果今天的發展速度能持續下去,一代的時間就足夠了。
溫家寶的仁慈表現也使我擔心,擔心中國會走向福利制度之路(不久前讀到的一些政策報道有此傾向)。我絕對贊成幫助那些真的需要幫助的人,但搞福利經濟會引起很多、很多事與願違的效果。歷史上沒有見過一個不令人反胃的社會福利制度。我們往往感到愛莫能助,不是不願意出錢,而是拿出錢來不知會落在誰的手裡。
逢周二、四、六刊出
電郵: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