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理教授呢?越戰後期起要獲取終身僱用合約,很困難。當時通脹急劇,大學一般經費不足,不容易通過。是災難!那些平庸正教授否決某子終身僱用,給罵得狗血淋頭不用說,就是真大師也遭侮辱:「你浪得虛名,算是什麼?你憑什麼認為思想比我高明?敢跟我公開辯論嗎?」這些往事我記得清楚,因為當時在系內判斷思想受到尊重,有苦自知。在這形勢下,大學迫着要找出不可能作出客觀衡量學術貢獻的客觀衡量準則,於是,數學報文章、排列學報高下的蠢方法就出現了。這是今天「發表或滅亡」的成因。不是說在這之前沒有「發表或滅亡」這回事。有的,不重視,而重點大學是嗤之以鼻的。
我自己搭上不需要數文章而升到正教授的尾班車,所以能夠發表七八篇足以傳世的文章。以我的脾性,強逼我發表是作白日夢。不會殺了你,但會認為你是「盲毛」,看你不起。一九六八在芝大,前輩基爾.莊遜對我說得清楚:「要升級,不用發表文章,但要把思想寫下來,好叫大教授們可以讀;如果懶得寫,你要多參與研討,好樣人家知道你的思想是在哪個層面。」六九年到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任教職,算是首份正規工作,起筆就是副教授,有終身合約,幾個月後同事給個面子,沒有要求也一致建議升我為正教授。系主任諾斯要我提供發表了的文章作支持,我交出六八年發表了的十多頁。諾斯問:「還有其他的嗎?」我回應:「有的,但那十多頁應該足夠了。」這是尊重芝大的傳統了。
少讀他家之作,但去年幾位老了的舊同事說,三十年來有啓發性的經濟文章鳳毛麟角。在發表或滅亡的約束下,效果是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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