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訊】本港刑事案並沒有追溯期限，即使事隔30、40年的案件，受害人皆可追究，惟有律師認為受害人於案件審理時會遇到數個難關，必須逐一破解。教育界則建議男教師見女學生時，最好有第三者在場。

大律師陸偉雄指出，首先案件的證據已經隨時間流失，例如閉路電視片段及證人已不復存在，法庭必須於毫無合理疑點下，方會將疑犯入罪，因此受害人證供必須準確，「對方用左手定右手侵犯你？侵犯過程係點？」若果受害人不能清晰交代，將會嚴重影響勝訴機會。

男教師見女學生最好打開門

另法庭亦會質疑受害人事隔多年始舉報原因，若受害人過去曾向親友提及，會增加事件可信性，但不代表案件必定存在。對於是否受害人越多，勝訴機會越高，陸認為此舉只代表證據較多，亦有可能互相矛盾，因此律政司會考慮各人證供是否有共通可信性。而年齡亦是法庭質疑因素之一，「小朋友對事件及行為嘅理解，同成年人唔同」。

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指，目前男教師與女學生單獨會面，教育局沒硬性規定或指引，惟不少教學團體會建議教師與女生會面時應有第三者在場，或將會面場所房門打開，「避嫌係業內常見做法」。

對於教育局是否應發出指引，葉認為實行上有一定難度，「如果唔可以獨處一室，禮堂得唔得呢？同班房嘅面積差好遠」。他不諱言事件的確損害教育界聲譽，希望同類事件不會再次發生。

臨床心理學家葉妙妍分析指，6、7歲小童已可對遭遇有基本認知，而隨着成長，對過去遭遇的含義亦越了解，當小童遭到權威人士性侵，例如老師、長輩，會礙於害怕而不敢向他人舉報，受害人可能會對此感到羞恥，出現行為上的轉變，例如情緒不穩、易怒、失眠、拒絕上學等。至於會否影響受害人成長後的情緒及行為，她指部份人會自尊心低落，及不信任異性或男教師，但亦視乎受害人性格及案件嚴重程度而定。
■記者潘婉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