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社會經歷政治動盪，企業受到內地施壓要令員工噤聲，《金融時報》有文章指出，千禧世代的員工已不受由上而下的管理約束，事事管束不能有效管治，認為社交網的普及令員工容易挑戰權威，因此企業管理層應與參與政治運動的員工融合，而非疏遠他們，Google早前在員工反對下，也放棄了一項與中國合作的計劃。

文章指大企業管理層正面對的挑戰是，避免與員工疏遠，而又不破壞與中國的關係，亦即不破壞其盈利。現時香港大企業面對的問題與其他國家類似，美國總統特朗普、英國脫歐，以及#MeToo之類的社會運動、科技，亦會對政治氣候造成影響。很多「千禧後」的專業人士也有參與示威，有很多都願意在Facebook、Twitter及Instagram上發表政見，他們的態度是「先行動，後問准」，有傳部份公司要求員工申請放年假才可在當日參與示威，但員工則表示如傳言屬實，寧願辭職，可見對員工事事管束，不能帶來有效管治。

人事管理學書籍《Who Can You Trust?》作者博茨曼（Rachel Botsman）指，互信以往是由下而上地從員工向管理層方向所塑造，但「現在則是由體制向個體的方向流去」，當中涉及不同的網絡。 而社交網絡更會令員工容易挑戰權威，及令管理層難堪。

要應對現況，首先，企業應放棄不合時宜的管理方法，改為更聰明地與員工融合，社交網絡的指引不足夠規管員工的行為。行政人員應確保公司管理層的組成可反映不同年齡、性別、種族以及不同職級的代表。另外，IESE商學院的學者羅森堡（Mike Rosenberg）亦提出，經理級人員應羅列董事會的一套價值觀，「如果董事會以及管理層的價值觀與員工不同，你必然會遇到問題」。

雖然道理知易行難，而大企業如國泰航空亦不容易脫離中國，但至少外界仍有傳言指，國泰前行政總裁何杲是因為拒絕交出涉參與社會運動的員工的名單，所以才辭職，有不少員工亦傾向相信這點。

美國網絡巨擘Google去年被揭發與中國有合作開發一款「符合中國政府要求」、已自行過濾敏感資訊的「和諧版」搜尋引擎「蜻蜓」（Dragonfly），有關計劃觸發Google員工不滿，有過千人聯署請願，要求公司提高透明度，以及令他們明白工作帶來的道德後果，後來Google在壓力下，最終宣佈放棄計劃。

英國《金融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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