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聯辦主任王志民被免職，由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駱惠寧接任。這新聞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點，這次任免的安排十分罕有，暴露北京在背後操控。

首先要問，王志民為甚麼下台？他現年62歲，未到部級官員的退休年齡（65歲），忽然被免職，並被調任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副院長。該院雖然同屬部級單位，但重要性絕對不及中聯辦，王志民可算是背了黑鍋下台。他的工作到底出了甚麼問題？眾說紛紜。估計主要有三點：一、他在 香港 反送中運動裏，經常做出錯誤的判斷和建議，令北京誤判形勢，陷於被動。此外，北京做出強硬決策後，王志民扮演了「加碼派」的角色。這也是中共人治文化裏的「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所有官員都跳不出這個框框。

二、在剛結束的區議會選舉中，王志民不僅錯判形勢，還做錯部署，以至建制派兵敗如山倒。更嚴重的是，區議會變天，勢必影響今年的立法會選舉，以及下屆特首選舉委員會的構成；失控的可能性增加，成為北京非常頭痛的「連環政治炸彈」。這才是王志民被問罪的重要原因。

三、王志民從事香港工作多年，人脈關係密切，逐步控制各個領域，成了第二權力中心，把北京在背後的角色凸顯出來。建制派聽從中聯辦多於聽從港府；因為中聯辦才是他們的權力和利益來源。這種狀況令 香港人 對一國兩制更無信心，王志民難辭其咎。

再來要提，駱惠寧的委任來得更突然，以下三點反映中共人治特色。一、去年12月28日，全國人大剛委任他為財經委副主任，但一星期後他就奉調來港；如此突然的安排，實屬罕見。這反映中共高層決策混亂，沒有深思熟慮，管理雜亂無章，更無有效的內部協調。在此引述30多年前的例子。當年中國駐英大使柯華（其女兒是習近平前妻）接受了任命狀，來港擔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但忽然由許家屯取代。原來這是鄧小平、李先念和胡耀邦三人「交換意見」後很快就做出的決定。如今駱惠寧的任命，說明人治決策數十年不改。

二、全國人大既已任命，並公佈天下，但駱惠寧仍奉派來港。誰有這麼大的權力，連號稱「最高權力機關」的全國人大也要屈從？答案就是：黨！盡顯黨大於法，人治大於法治。

三、駱惠寧已65歲，以退休之齡從山西轉到全國人大工作，如今又讓他復出，打破退休年齡的慣例。說到底，這是習近平願意看見的事例，以便他在兩年後的中共二十大更順理成章地連任，也是人治之例。

第二點，中共高層和林鄭月娥責任更大。

首先，王志民是「承責」的代罪羔羊。如果說王志民咎由自取，那麼，北京的責任更大，因為所有駐港官員都是按北京的政策行事。

以反送中運動為例，即使王志民虛報軍情、錯判形勢（此乃北京和香港建制派事後跟紅頂白、落井下石的指控），但關鍵是北京進行研判後確定了強硬的政策；王只是「忠誠和加碼」執行北京的指示而已。從這個角度看，王是北京政策的代罪羔羊。這也體現了中共的人治文化──「上有精神（目標、方針），下有精神病（胡亂施政）。」

回顧過去大半年反送中運動的過程，其實有很多意見反映到北京去，但溫和的多被摒棄，強硬的多被接納，皆因北京高層已有傾向。其後，北京的決策往往落後於形勢，失諸交臂。例如民眾提出五大訴求，但北京愛理不理，還縱容香港警方濫權、濫暴和濫捕，才令形勢不斷惡化。

所以，王志民不是問責下台，而是「承責」下台──承受了中共高層錯誤決策的後果而下台。這也承襲了封建王朝的人治特色──皇帝犯錯，下臣承擔。

再者，林鄭月娥更應下台。說到底，王志民只是間接治港，但林鄭月娥卻是直接治港。她不單是具體執行者，更是出謀獻策者。所以，她更應該下台。可是，中共卻盤算自身的管治利益，一直支持她，因為她是最好的擋箭牌。這完全是「為我所用」的人治表現。

（台灣《蘋果日報》蘋論陣線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