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關係，從上世紀初開始，都是跟着政權利益走。五十年代中美冷戰時候，余英時正在哈佛讀書。美國著名「中國通」學者費正清（Fairbank）一九五五年在哈佛大學建立東亞研究中心時，余英時剛好入學。費正清在二戰及國共內戰期間，曾親到中國採訪，跟中國共產黨有很好的關係。余英時在廣西出版社《現代學人與學術》中，寫過〈費正清與中國〉，也跟這位著名學者交往過。

「我上過費正清（Fairbank）的課。我在哈佛念書時候，他是教授，他教中國近代史，所以他專門研究一課，研究清代文獻。」在政治上，當時以中國研究而聞名的費正清親共，余英時不會跟他討論政治立場問題。外交世界，是敵是友，會隨時勢利益轉變，但在學術事業上，余英時永遠不向拿權一方賣賬。

「他後來89年以後徹底改變了。」記者說。
「他非改不可嘛。」
「他很傷心嗎？」
「他不是傷心型的人，哈，他是很理智的人，他是calculating，他希望美國怎麼跟中國打成一片，把中國從蘇聯搬到美國，他是這個打算。因為共產黨以前在延安時代，非常捧美國人的，想他向美國說中共很民主自由人權，國民黨反人權反民主反自由，所以他們就相信國民黨推翻以後，代表農民的就是共產黨。他以為得到政權以後我們要趕快承認，把台灣丟掉。89年之後，就慢慢也知道。文革你就沒辦法掩飾的，文革你不就懂了？怎麼會有這樣一個國家呢？」

在歷史上，費正清對國共兩黨的立場及分析頗受爭議，最終，八九年以後，費正清修改中國通史。「他對台灣也改變態度，後來承認中共以後認為台灣不能丟。美國要保護台灣，他完全改變了。他根據美國利益，他不是個人問題。美國利益來講，台灣不能再落到共產黨手上，整個太平洋，美國就沒辦法存在了，所以我說他不是感情性的改變，主要是理智上對美國有利的考慮。他以美國利益為中心。他美國人嘛。」

「可是他不是一個學者嗎？」

「學者來講，我們不是特別推重他。他早期研究只是中外貿易，後來他變成美國推動中國研究的重要人物，領袖人物。領袖人物也就影響很大，常常到國會坐鎮。比如Kissinger 要去中國，就找他商量，問他的意見。他告訴他，中國人喜歡別人來朝拜我，所以你最好去，總統去朝拜他，這招當然就成功了嘛，毛澤東聽說美國總統參拜他一定答應。」所以尼克遜訪華國宴，費正清是其中座上客人。據學界所說，費正清當年在哈佛的中國研究非常有地位，而余英時在哈佛的老師楊聯陞也因為中國研究而成為鎮校之寶。

「所以他也是很政治化的。」

「是，但我認為這不是他對共產黨好壞的問題，個人他也沒有什麼交情，沒對哪個人有特別交情。在抗戰時期，我看見郭沫若給他寫信，希望美國人知道中共是講民主自由人權的，國民黨是壓制人權的。所以這是很好玩的事情。」眾人笑了。

「你看到這種學者你還是願意跟他交往嗎？」
「交往，沒關係。他有一回還要我幫他改他的中國通史。我拒絕了，因為我跟他的意見觀念太不同。」
費正清希望跟余英時合作的，是關於東亞史裏的中國部份，當時余英時已轉到耶魯大學，費正清特意去拜訪他，但余英時認為兩人在歷史上的意見太不相同，謝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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