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對中國的記憶凝固在晚朝中華帝國崩潰的前夕：當其生產力水平仍然低落時，卻懷抱普世的價值觀，並試圖為更廣泛的人類勾劃出未來的願景；當它的政治深度介入社會事務時，卻無法建立起有效的城市管治方式，使其公共政策卻步不前。
我們還將發現它近今取得的驕人經濟成就，並非完全的市場競爭行為，而是精密的政治組織力量促成的。
但中國近現代重建社會管治框架的努力，卻見證着它認真地融入這個一度是充滿敵意的新世界中。一方面，激烈的社會運動將傳統的政權「備用系統」轉化成政黨政治，使政黨不但是一種社會因素，還是一種倫理因素。另方面，中世社會殘存下來的基於血緣和地緣的紐帶，又轉化成為一種基於單位制度的大共同體組織，擺脫此前封建地主經濟主導的人身依附關係。
儘管中國的政黨政治是西方意識形態的產物，但由於中國的政黨政治同時也是構建民族國家的精神紐帶，使得它有能力內化西方政黨的輪替傳統，弭平各種形式的社會和政治力量的對壘。

這在缺乏精密職業或階層分工的中國社會來說十分重要。無法控制局部力量的積聚，則扁平形社會潛在的政權「備用系統」，很容易便變成反建制的不穩定因素，產生各種民變事件。
在這種現代化管治條件下，中國悠久的歷史變得毫無意義，因為這種政治制度的設計講究空間的跨度，而非對特殊團體的差別對待。政黨政治的運用每每是為延伸一種意志力，抵制封建政治存留下來的散漫和惰性。當周邊環境是善意時，它可以採取一種非常開放的姿態，但當國際關係變得不怎麼友善時，它潛在的價值觀就會浮現出來，甚至取代國家的角色。
因為不受輪替問題困擾，中國政黨的構建基本上是一個「國中之國」。一方面讓政黨承受了更大的道德風險，使民族國家免於因突發事件而傾倒的危機，但也帶來一些嚴重後果。
一個直接的後果是國家在公共事務領域中的干預能力受到削弱。從去年「沙士」引發的公共衞生危機，以致近來備受爭議的生產安全系統和食物安全監測等，在在顯示出國家無法建立一種常態的管治方式。

另一個後果是在建構國家民主制度的過程中，一致性的原則優於傳遞性。換言之，任何特殊團體或局部區域通過民主運作取得的差別對待條件，必須是可以被量化的和可以被執行的。例如劃定貧困地區的方式，或少數民族地區的財政補貼機制，都必須局限在技術層面作解釋。
於是，傳統的「天下為公」命題的無限延伸政治理念，必須被轉化為「站在大多數人的一面」這一著名格言，因為實踐性是中國民主訴求的最大原動力，而非一種既定模式的張揚或鋪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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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在中國工作的香港專業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