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歐梵上海情結的緣起則比《世紀末的華麗》還要早得多。他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就在哈佛着手撰寫《上海摩登》一書；這本關於1930年至1945年上海文化生活的專著可以說是上海懷舊的「始作俑」作品。它從三十年代上海的外灘建築，咖啡館，舞廳，電影和《良友畫報》等雜誌，一直講到施蟄存，穆時英，劉吶歐的新感覺派小說，邵洵美和葉靈鳳的頹廢派小說，最後則以張愛玲的「世紀末滄桑感」小說結尾。新世紀之交開始，他又寫了「上海的世界主義」，「重繪上海文化地圖」和「上海的摩登與懷舊」等一系列表露其上海情結的文字。在最後那篇文章中，他對那種以「文化消費主義」為特色的上海懷舊表示了一種濃重的幻滅感：他感到「新天地」這樣的地方不過是「明日黃花」，體現了後現代日常生活瞬間即逝的特性，但他卻未能在那裏體會到波德萊爾《給一位過路女子》那首著名十四行詩中描寫的那種純屬邂逅的「最後鍾情」（Love at Last Sight）。

我想說的是，正如波德萊爾的漫遊人在十九世紀末所表露的那種濃重的「巴黎憂鬱」一樣，李歐梵的世紀末漫遊人憂傷也是對上海30年代陽春白雪的「精英傳統」丟失在茫茫的平民消費文化之中所感到的迷惘。今天的上海看不到當年上海的《良友畫報》和《新月》雜誌，也沒有徐志摩，戴望舒這樣的原創詩人；既出不了邵洵美和郁達夫這樣的頹廢派作家，也不會有錢鍾書和傅雷這樣的逍遙派文人。三十年代的舊上海原創精神丟失了在大眾對國外時裝品牌的崇拜之中。但是我在上海西邊的松江城異域風格明顯的泰晤士小鎮，徐匯區泰康路後面迷宮一般曲徑通幽的「田子坊」，和上海東北面五角場下沉式通道的設計中，則多少看到了點點民間的創造性智慧的火花。或許這樣的火花有一天會連成一片，驅散世紀末漫遊人的憂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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