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安琪用了三年時間，掏腰包請幾個後生仔幫手；時而夜訪長洲，時而日探街巿，24小時on call攝錄，只為做一件事情，就是拍一齣黃仁逵的紀錄片。黃仁逵是誰？他別名「阿鬼」，是本土藝術家，未睇片之前你知道他是一個畫畫的人，睇片之後你會認識他的熱誠冷眼、溫情風流，臭寸和智慧，「有觀眾話，覺得呢條片係畀香港嘅情書，我諗諗吓又係喎。」

一個拍片的人，追蹤一個畫畫的人，前後拍了300小時，最後剪輯成兩個鐘頭的紀錄片出街。三百分之二，換言之紀錄片只用了原材料的0.6%，可見擺在觀眾眼前那小杯烈酒，醇度有如龍舌蘭。導演陳安琪甚至不介意把自己的失態剪入片中，因此你會看到她被阿鬼激到發火怒吼；又會得見阿鬼冷冷地向陳留下一句：「所有人拍紀錄片都為咗尋找自己，day one我已經知道，呢件事唔關我事。」

有人說這齣紀錄片是香港去年的最佳電影，而紀錄片中出現導演和受訪者不咬弦的爭吵場面，是極不尋常；但原來早在40年前，陳安琪已把自己和父親之間難解的怨恨，毫不遮掩地搬上銀幕，記錄他垂死前一周的生活，拍成她的第一齣影片。導演明明是鏡頭後的人，但陳安琪次次都動了真氣，有時怨恨、有時傷心、有時生氣，有時是愛。
撰文：鄭美姿　攝影：李家皓

跟陳安琪見面幾次後發現，如果你想知道最真實的她，大抵要在鏡頭裏面找。因為她把人生好些複雜的感情，都收錄在影片上。早在40年前，她在美國UCLA（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念電影碩士，有一天收到一封來自德國的信，「我爸爸在德國病重，繼母寫信叫我去探佢。」

17年未見的父親

對於這個爸爸，陳安琪17年未見；再見面時，他已經要死了。而他的垂死狀態，只令她想起母親，「我媽媽在香港病逝時，爸爸也沒有回來見一眼。」最後只由仍在念中學的她，往停屍間認領母親的遺體。對於這個畫面，她曾經在紀錄片《探訪》中提到：「我不能忘記母親死的那個早晨，她躺在醫院的停屍間裏，鼻孔塞入了棉花球，似在抗議。而父親則在遙遠的地方，遠離着他所犯的罪。」

經不起德國繼母的再三懇求，陳安琪終無奈地走到父親病榻前，見他最後一面。她當時拿着一架超八厘米攝錄機，搭飛機再轉火車，去到德國的波恩（Bonn）。在車站上，她只認得繼母Ingerborg，卻沒有把蒼老虛弱的父親認出來。她看見繼母努力地控制情緒，不讓自己哭，但陳安琪卻淚流滿面，她為着被拋棄的媽媽、弟弟，還有自己而哭，「我哭了，為着所有人。」

拍下心靈中疤痕

那是陳安琪的父親死前一個星期，她把他零碎的生活細節攝錄下來，用獨白串連，剪成了16分鐘的紀錄片《探訪》。在鏡頭後面的她，心裏有很多質問父親的說話，希望聽到他的道歉或者甚麼，但關鍵一刻，她說自己害怕了，像蝸牛一樣縮回殼裏。最後，影片只攝錄了父親唯一一句說話，他用英語跟女兒說：「現在你知道她（太太）對我有多好了吧，love love love，不像其他人那麼自私。」影片所見，是繼母搓揉着父親的面額，吻在他的臉上，帶着愛和微笑。而陳安琪則配上這樣的獨白：「自私？我想知道這個字對父親來說意味着甚麼……我們可以和好嗎？我可以原諒你嗎？主，求你讓我原諒他吧。」過了半晌，她自己在獨白裏回答了：「不，我不能忘記，我無法對留下的疤痕視而不見。」

斗膽坐上厄運箱

《探訪》在1980年得了很多紀錄片獎項，但影片裏盛載的疤痕，卻沒有痊癒。陳安琪說，她母親臨死前，曾在律敦治醫院住了三年，她只能和弟弟兩人相依為命。母親離開後，她住進了女青年會宿舍，弟弟則在慈幼學校寄宿，父親每月寄來幾十塊美元。她和弟弟則靠着考取獎學金，遠赴美國半工讀完成大學學業，沒得父蔭的兩姐弟，自此各為自己的人生打拼。

那時候美國UCLA電影系裏，並沒有中國學生，因此當劉家昌向學系招手，想聘請副導演時，陳安琪這個屢獲獎的港生，立即獲得教授推薦。「香港電影人想打入荷李活，故喜愛去加州相人。那時候還未畢業，劉家昌為他的電影在美國取景，我便幫手做副導和製片。」

電影做好後，成龍又透過劉家昌找上這個平靚正的年輕人，想請她回港，做其電影《龍少爺》的副導，並約好在文華酒店見面。「自己也覺得機會難逢，便跟學校請假，一心以為做完這齣電影後返美繼續學業，誰料這一留，便是40年。」陳安琪碰上了香港的電影新浪潮，接連做過幾次副導後，她決意開拍自己的電影。可那時候拍戲都是男人的事，即使她作為副導演，也絕不能坐在工具箱上，「女人坐上會令電影帶來厄運！」

陳安琪受不了這種歧視，就在她坐正為導演、拍其第一齣電影《窺情》時，便覷準某一天，確認大部份工作人員都在片場之際，二話不說，一屁股坐在工具箱上，「我暗自觀察，可沒有人出聲呢！從此心裏就舒坦了。」

鍾楚紅的床戲

《窺》片由鍾楚紅任女主角，飾演一個情婦，當中有一場很意識流的「輕微」床戲，卻令影片因而非常賣座，「他們說，很多男人帶包花生入戲院，只看鍾楚紅。」當時連王晶也擠眉弄眼的指着陳安琪，另有所指地說：「陳安琪，睇你唔出喎，套戲好高票房啦。」那是1983年的香港，除了她之外，可能沒有人說得出，這齣令大老闆方逸華很歡喜的商業電影，其實是向希治閣致敬，「希治閣的《後窗》啟發了我，便想把鏡頭設定在一個屋村單位，拍香港版古仔。」

年輕且熱愛拍電影的陳安琪，接着再拍了另一齣電影《花街時代》，由陳冠中執筆撰寫劇本。夏文汐和葉德嫻演女角，黃秋生當男主角，講一個大澳漁村少女，為了脫貧而去灣仔酒吧當吧女。硬頸的陳安琪老早已經決定，她一場床戲也不要拍，「不想製造這些假的噱頭！」如此意氣，自然就出事了。話說開戲之前，方老闆舉腳贊成；拍畢之後，方老闆難以接受，拍吧女的電影竟然純情如開水。反而是影帝黃秋生，感激陳安琪沒給他情慾戲份，「那是秋生第一齣戲，他說跟夏文汐做對手戲腳都震，如果有床戲他做不來。」

導演自主，老闆不快，雙方關係跌入冰窖。最後電影倉卒上影，草草了事，有一個初衷再一次沉沒心底，「我拍這齣戲是想回應荷李活電影《蘇絲黃的世界》，也是講吧女的，在香港取景，卻拍得太浪漫了！我才想拍一齣屬於香港吧女的、一個現實的無奈的故事。」陳安琪開始覺得，自己拍的電影不夠本土，自覺跟香港觀眾脫了節，「我去了美國十幾年，其實未掌握到香港人的口味。我拍的東西自己好喜歡，但觀眾不想看。」拍罷第三齣笑片之後，剛巧有家跨國公司找上陳安琪，招她加盟做廣告導演，「只想着試試拍廣告，或能更接地氣，誰料一拍就20年。」

誠實地記錄愛

上世紀80年代中，是香港廣告界囂張的日子。不久之後，陳安琪已自組公司接拍廣告。有一年她獲P&G邀請拍攝一輯衞生巾廣告，指明要起用內地面孔，去北京取景。那是八九六四之前，「當年大陸沒有電視商業廣告，更沒商業片場，我們要去共產黨的軍用八一片場拍攝。」他們還從中央戲劇學院招攬角色，「戲好到不得了。」慢慢地她喜歡上廣告明快的節奏，用30秒講完一個故事的爽快。但去到後期，連廣告界都北移，很多創作公司紛紛撤出香港，把基地移往上海，香港失去主導光芒，陳安琪也沒了心情。「突然很強烈地覺得，想再拍電影，拍自己的東西，唯一最容易控制、資金壓力最少的，就是紀錄片啦。」

20年沒有拍戲了，拍甚麼才好？就在這時，她看到腳邊兩隻陪伴她十幾年的老狗，哄住她撒野，「就拍人和狗的關係，我想探討一下這中間的感情。」那是2005年，她的第二齣紀錄片終有了頭緒。她開始去找主人和狗的故事，當中有露宿者、有愛上有婦之夫的女人、有住在離島的外國女士，也有歌星黃貫中的經歷。陳安琪花了三年時間，追蹤過幾十個人物。當拍攝去到後期時，她卻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家人。「很遲我才決定，想把自己的故事放入去。我的小狗Baby，勾起了我對父母親的回憶。」那天她的弟弟碰巧來訪，陳安琪遂隨意的把攝影機架在枱上，就跟弟弟聊了起來。「我和Baby一起已經15年，很長的時間，回想我和媽媽、爸爸，甚至是和你，都未試過一起生活這麼久。」

意想不到的是，對父親和母親的許多感受，陳安琪原來從未跟弟弟說起。這次在鏡頭之下，兩姐弟竟互相坦白。她問：「媽媽死的時候，其實你有沒有很沮喪？」已經長得老大的弟弟，這樣回答：「我夜晚躲在被窩裏哭。」她愕然：「真的？但在葬禮上，在任何場景裏，你從未哭過啊！你在被窩裏哭了多久？」弟弟想一想答：「兩三個月吧。」再追問：「去美國後，你有想起媽媽否？」弟弟說：「我常常想起她。」說到這裏，鏡頭下的陳安琪向弟弟和盤托出一件封存心底的舊事，「媽媽一直責怪，要不是有了我，她不會跟爸爸結婚。很長一段時間，我自覺要對媽媽痛苦的人生負責。」說着她哭了起來，弟弟安慰她道：「已經過去了，過去了。」

再一次回望過去，陳安琪說，當年那齣拍攝垂死父親的紀錄片《探訪》，完全是單方面對父親的質問，她痛恨父親的拋棄、憤慨他在母親的喪禮缺席。「那條片裏的怨懟，很明確。但30年後，我拍《愛與狗同行》，心境又改變了。」她從老狗Baby身上明白，狗只活在當下，不追悔往昔，也不擔憂未來，「愛很重要。拍紀錄片就是很誠實地，去追蹤一個人、一個題材、一種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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