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靠中共一黨專政，新香港下的自由急速萎縮，嚴刑峻法來到香港人民的眼前。大時代裏有一本《暴政史：二十世紀的權力與民眾》誕生，難免令人有所聯想，作者徐賁在書面訪問中強調，新書探討理論，不涉時事，耗時十年思考和斷續書寫，結果新書今年7月終於面世，有否因為香港情況而寫？他指一切是順其自然，「我沒有挑這個時間（出版），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秘密警察、暴力恐嚇、領袖崇拜……暴政是怎樣練成的？如何令人恐懼？徐賁認為暴政存在幾千年一直施虐人間，任何時候討論和揭露它都合適。書寫時香港還未發生一場浩蕩的社會運動，如有任何章節與事實雷同，實屬暴政內在邏輯關係使然。

今年70歲的徐賁現為美國加州聖瑪麗學院英文系教授，早年離開中國赴美求學，他仍然關心中國的社會狀況，被視為最活躍的中國知識分子之一。

教英文但以中文著書，是他想為中國或中文讀者寫下他們關心的問題，《暴政史》分析整合歷代暴政發展軌迹，也源於他在文化大革命下成長，見證過極權統治毛澤東個人崇拜的瘋狂時代：「這是我們民族經歷過的最大災難之一。每一個親身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都一定記得生活在恐懼中是一種多麼可怕的體驗。我們每個人都曾經是那部作惡機器上的齒輪和螺絲釘。」

「極權利用卑鄙小人作為服從者的示範」

極權統治，問題似乎出自暴君和獨裁者身上，徐賁同時討論普通人在暴政作惡時所起的作用，兩者互為一體，才會令社會形成一個「惡」的結構制度順暢運行。上世紀蘇聯極權領袖史太林和普通蘇聯人，抱擁一種「極權犬儒主義」，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為個人利益或升遷，所有馬屁精們互相競賽，越拍越兇。他們完全知道自己在做卑鄙無恥之事，但不在乎，毫無羞恥地坦然為之」，極權需要和利用卑鄙小人作為服從者的示範，越卑鄙的小人才越是權力可以方便驅使的走狗、鷹犬和奴才。

蘇聯社會上至擁權者，下至無權者都知道正在參與一場虛假荒唐的鬧劇，但每個人都假裝表達真誠的信仰和情感，史太林亦完全知道人民在假戲真做，卻因為有實際效用而不在乎。

「我們今天一說起德國納粹或史太林主義，就像說起我們自己的事情一樣。我們並不覺得討論極權統治有甚麽艱澀或『離地』的感覺。相反從中看到太多相似的東西，有太多令我們感到悲哀和震驚的相似。」事情總是因為相似才讓人有所聯想，與時間沒有太大關係。

有出版社疑自我審查拒絕刊文

痛恨暴政，不只是了解到它對人性和社會道德的蹂躪，也是徐賁的切身體會。他透露，編寫暴政與知識分子關係的章節時感到尤其痛心，令他不斷想起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韋君宜《思痛錄》等著作。這些記錄文革不光彩一面的知識分子，最終個人或作品都在政權的官方歷史中遭受強行抹去；即使徐賁新書中的某些章節，包括第二章「專制獨裁不是人民的『永劫』」討論2011年埃及顏色革命，或第十章「破船上的舵手」談論毛澤東個人崇拜，均曾遭刊物自我審查拒登，後者更是本港一所大學的刊物。

徐賁慨嘆，感覺到香港近幾年出版界自我審查的變化，部份章節非因題材難寫，而是難在為了顧及出版，他自己亦不得不作某種自我審查，「有話要說，卻又不能暢所欲言，這是一種非常糟心的體驗，也增強了我對暴政的親身感受和厭惡。」

敦促每人自省
「在這個罪惡制度中負有一份怎樣的責任」

寫一本關於暴政苦難和災禍的書，徐賁指，不是為了怨天尤人，而是敦促社會上每個人自省，在這個罪惡制度中負有一份怎樣的責任。當事情發生時，人們可以裝聾作啞甚麼事都不做，待它自行消失直到耐心耗盡，徹底放棄；人們也可以做點甚麼，雖然無力阻止它發生，但至少不要為它推波助瀾。他表示，歷史驗證人即使擁有再多知識，也同樣會選擇做壞事，甚至作惡，所以重要的不只是擁有知識，而是分別是非和善惡的能力。

「不同的人對暴政的不人道，反應都不同」——有人變得惶惶不安、猜疑和孤獨；也有人變得堅定而有信念，更關心他人和群體，更有責任心，更堅持人有免除恐懼的生活權利，「人應該自由而有尊嚴地活着。我希望，這本書能幫助人們做出暴政生活下的第二種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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