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多前謝世、曾經是哈佛大學的經濟系主任ZviGriliches，是多年老友。二次大戰時，他和我差不多因為營養不足而遭淘汰：他在德軍槍下的集中營；我在廣西逃難，在曠野找到什麼就吃什麼。在芝大時大家展示自己小腿上的疤痕——那營養不足而近於死亡的證據——之後惺惺相惜起來了。我們半開玩笑地問：為什麼我們的智商沒有因為少小時營養不足而下降？
Griliches是搞數量經濟（econometrics）的，搞得淺，是大師了，沒有拿得諾貝爾獎令人惋惜。他也搞數量經濟中的享樂指數（hedonicindex）。既為大師，他當然知道人與人之間的享樂或快樂不能相比，也明白只要收入的分配有轉移，社會的享樂是上升還是下降了不容易量度。
我問他：「享樂指數是搞什麼鬼的？」他解釋是試圖找出一種指數，能把生活水平作比較客觀的衡量。我再問：「有收穫嗎？」他搖頭嘆息：「遇到質量不同，非常頭痛。」
以八十年代的上海與香港為例吧。那時上海的食肆、酒店、樓宇、汽車、服務等，在質量上一般地遠低於香港；香港有錢可以買到的生活享受，上海有錢也買不到。這是說，無論上海的物價、樓價、服務價等怎樣相宜，香港有的上海沒有，生活水平怎可以相比呢？比較客觀的享樂指數比較，大致上是要你有我又有，或大家有相近的質量，才可以看收入與物價等數字來算呀算的比較一番。
十年人事幾番新。十年以來，上海與國內各大城市的質量上升，使我們刮目相看。當然，質量上，好些城市還遠低於香港，但這幾年到過上海的朋友都在說什麼新天地，什麼樓高八層的海鮮食肆，而在香港比鄰的深圳，不久前開業的威尼斯酒店，橫看直看也不比香港任何頂級酒店差。

是的，中國的迅速質量發展解決了昔日Griliches悶悶不樂的問題：今天中國的一些城市，其享樂指數大可與香港的相比。一比之下，香港的困境就顯得明確了。我大略一算，類同的生活享樂，上海的金錢費用大約是香港的四分之一；深圳比較貴，但也只是香港的三分之一而已。懂得說北方話的台灣佬是春江水暖鴨先知，據說已經有六十萬移居到上海一帶。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我們歷來看不上眼的表叔突然間高檔起來了？說中國人有先天智慧，能刻苦耐勞，學得快，是對的，但問題是：那所謂落後或發展中的國家不計其數，為什麼只有中國的發展得天獨厚。當然，產權制度的改革有決定性，但這改革主要是八十年代，而質量的急升卻是九十年代。那是為什麼？
上述的因素有助，但我認為決定國內的質量急升，主要是人民幣在九十年代初期的大貶值與跟着而來的通縮，使國內的樓價、物價、工資等遠低於台灣及香港的：九十年代中期，國內的物價與工資大約是港台的八分之一吧。另一方面，中、港、台是同一民族，其品味需求有連貫性。這樣一來，在國內投資的人，不管是內資還是外資，都知道提高質量有利可圖。因為物價與工資有那樣大的差距，大手搞質量博得過。
相信我吧。多給一個國內酒店的服務員每月五百元人民幣，說明是買「禮貌」的，一夜之間這服務員會判若兩人。然而，與外地相比，這五百元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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