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示威浪接浪，不獨福山，連今期《經濟學人》也以「進擊的示威（The March of Protest）」作為封面故事，探討大規模示威在全球湧現的成因。
拿土耳其及巴西兩個令人大惑不解的例子，兩地的經濟表現不差，是國力正在上位的新興市場，執政政府也不是專制，而是由民選產生，為何還會出現大規模的社會不穩？
福山認為，過去外界總把擴大的中產階層，視之為一個充滿商機的消費群體，所以傾向以收入水平或消費模式來定義中產，查實中產的另一個面向，是對民主、自由等價值的看重，及對另類生活模式的包容，溫飽及生計早已不是他們最關注的課題，反而對政府的問責更為關注，更重視政治過程的參與。
因此，巴西大示威雖然是由巴士加9%票價而起，但很快已演化為不滿政府好大喜功，寧花300億美元興建世界盃及奧運場館，也不用來改善醫療教育。土耳其的全國性示威，更加是由伊斯坦堡幾棵老樹的去留觸發。
有學者認為，這可以歸咎執政黨對中產心態的無知，以為勝出大選已經得天下，可以為所欲為，借助建制派及支持者的力量便足夠執政，把反對派妖魔化及邊緣化，干預媒體，猛益自己友，不守競選承諾。
連民選政權也可以頃刻間失掉中產的支持，更何況並非由普選產生的梁振英，民眾支持既已非常薄弱，還要學人做壞手勢，用人唯親、背棄競選承諾，用胡椒噴霧來回應反對者的訴求，其上任以來屢遇管治危機又豈是偶然。
梁振英政府試圖用改善民生，尤其是靠打樓市牌來化解矛盾，可能捉錯用神，以為中產關心的，僅僅是經濟因素及安居樂業。哈佛教授巴羅（Robert Barro）曾經研究過近百個地方的政經發展歷程後發現，是經濟繁榮催生民主訴求，而非後者促進前者。正如土耳其及巴西近年的經濟發展成績斐然，但仍按不下民眾的怒火，梁振英一味迴避普選，根本無法拆彈。
財爺曾以飲咖啡及看法國片來定義中產，觀乎近年全球中產革命此起彼落，要求更大的公民充權及問責，似乎要用生活方式來定義中產的話，應該係——上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