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港新聞自由近年嚴重倒退，記者採訪隨時遭暴力對待甚至被判有罪，新一代入行猶如衝入火海。多名仍在學及應屆新聞系畢業生均指，自蔡玉玲事件後已提點親友如何應對自己被捕，但坦言自己雖已有被捕心理準備，「但都仲未可以同恐懼並存。」有立志入行的畢業生則痛恨自己此刻想當記者，「點解呢個時勢我仲要舂個頭埋去？」

記者：羅智堅

每年夏季均是各院校新聞系學生到傳媒機構實習的時間。浸大傳理學院新聞系三年級生Kathy及Chloe亦會於升讀四年級前到不同傳媒機構實習。以往實習是不少學生決定入行與否的交叉點，但對不少三年級生而言，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乃至去年實施的《港區國安法》，均令他們被迫更早、更快與更殘酷地體驗到課堂與現實的落差。

「會驚囉，但唔會縮。如果自己縮，咁其他做記者嘅同學自然都會驚。」Chloe於反送中風波期間曾擔當浸大學生會編委會的記者及編輯，除自己曾參與採訪外，也須負責整理及發放其他學生於示威現場所得的採訪內容，「第一次覺得做記錄呢件事好重要。」

她續稱，當時學生記者備受各方針對，其同學鄧澤旻亦因在現場採訪而被捕，故從那時起已對自己隨時被捕有心理準備，並已把其個人資料交予兄長。

但她坦言，雖一直認為自己可承受的風險比別人大，但每當見到關於年輕人遭上門拘捕的報道時，仍會徹夜難眠，「就算（被捕的）心理準備已經有，但我都仲未可以同恐懼並存。」曾任《蘋果》兼職即時新聞編輯的她亦稱，當警務處處長鄧炳強早前以路透社於國家安全教育日拍攝的新聞照借題發揮，不點名批評《蘋果》在內的傳媒發放「假新聞」後，自己工作時亦難免感如履薄冰，生怕其失誤會落人口實。

過去近2年，記者漸漸由報道事件的媒介變成事件主角。Chole形容新聞自由如同空氣般，當人在失去時才發現生命危在旦夕，「（新聞自由就是）唔使下下都擔心受訪者嘅格打得唔好、寫得夠唔夠隱晦，會俾人秋後算賬。」對她來說，模糊記者與受訪者身份，乃至模糊報道事件詳情，無奈成為捍衞新聞自由的權宜之舉。但她亦強調，其底線是不接受自己或其上司為達致「強力平衡」而將稿件修改得面目全非。

Chloe稱，至今仍將其老師的一番話放在心中，「佢話佢覺得新聞業係有希望，因為前面班人咁努力撐緊。（聽到）當下會覺得，你眼見個環境越嚟越差然後你去縮去畏懼，但其實真係有班人好努力堅持緊嘅時候，你會唔會選擇加入埋，壯大呢份力量呢？」

同樣忙於準備實習的Kathy，則笑言自己當初選讀新聞系時背後其實也沒太多大道理，但當目睹Chloe當時對編採新聞的熱誠，以及多名記者於7.21當晚遭白衣人打傷但仍冒險繼續採訪後，她直言深受他們打動，開始將記者視為志業。

然而，她對新聞業的熱誠馬上迎來考驗。Kathy憶述，去年《港區國安法》實施首日，她邊凝視自己的學生記者證，邊問母親自己當日應否出去採訪。縱然母親沒一口否定，反盼她自行決定，但心內的不安與恐懼終壓倒使命感；她猶疑頃刻後，當日終決定留在家中。

「（事後開始反思）我仲適唔適合留喺度呢？即係我連有機會出都猶疑，嗰刻個人好矛盾，好似連少少嘢都唔敢做，我點留喺度做大事呢？」Kathy坦言，近期已聽聞同學斬釘截鐵地稱不會投身新聞業，身邊亦有同學因曾採訪反送中運動報道而不想再入行，她此刻仍對是否入行有所掙扎，盼未來的實習能夠給予她答案。

對Kathy來說，新聞自由就是「你寫嘅嘢唔會突然間落咗架，唔會因為一啲人、一啲事情而令到成件事突然間消失咗」，故新廣播處長李百全治下的港台，其審查情況令她無法忍受。她又稱，記者蔡玉玲因調查7.21事件進行車牌查冊被捕定罪一事，亦令她對記者被捕被定罪一事感麻木，「既然佢都拉得（蔡玉玲），點解你唔拉得？」，故此刻若選擇入行，相信自己不會因而畫地自限，「你擔心得嚟，不如做好自己本份先，做得幾多得幾多。」

浸大新聞系應屆畢業生Chris（化名）現時積極尋找記者工作，早前已寄出近40封求職信。她不諱言，香港的新聞自由正急速收窄，現時仍執意投身其中等同自討苦吃，「我有時好憎自己（現在還）咁想做記者，點解呢個時勢我仲要舂個頭埋去？」

Chris續稱，一直沒信心能把記者視作終身職業，也相信當《蘋果》、《立場》消失後，香港的新聞自由勢陷冰河期。但她指，早前目睹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期間，學校出現的「愛國連儂牆」時，發現自己無法放下對下一代的責任，「好擔心下一代接受資訊嘅渠道喺邊度嚟。」

她預料若他朝終獲聘為記者，相信入行後紅線與禁區將有增無減。但她稱，即使蔡玉玲被定罪令「全行嘅人內心都喊緊」，但此刻仍有不少人在努力捍衞新聞自由。她盼自己能盡力留守到最後一刻，「記者就係要見證歷史，咁我願意見證（香港）新聞自由嘅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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