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栽花有時 關尚義信未到絕處:香港人唔好睇小自己
關尚義 初選大搜捕 國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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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台灣銅鑼灣書店開張日,總統蔡英文送上《聖經》阿摩司書著名金句,「惟願公平如大水滾滾,公義如江河滔滔」,但當公義未臨,如何在黑暗中自處?中文名取自《三國演義》關公的美籍人權律師關尚義(John Clancey)來港逾半世紀,今年初的一場初選大搜捕,由往日的警署訪客變為羈留室「座上客」,獲釋後多間外媒爭相訪問。社會高壓,但他希望港人縱感絕望亦不應言棄,回望初初抵港那貪污橫行年代,見證港人越來越敢於抗爭更有自信尊嚴,始終相信栽花結果有時,「你唔好睇小自己呀,要有耐性但唔係被動,有啲效果要一段時間先至見到,所以繼續爭取繼續有希望,唔好太快灰心然後放棄。」
今年1月6日國安處以涉違反《國安法》大搜捕去年民主派初選人士,而他擔任司庫的民主動力當時主力協調初選,那天清晨警察突然拍門,家人將他喚醒,他感到驚訝但並不擔心,「我知可能屋企人都驚,但我自己係冇嘢,我覺得我係冇犯過咩罪,只係爭取民主」。身為首個因《國安法》罪名被捕的美籍公民,連美國時任國務卿蓬佩奧亦曾回應事件,關尚義以流利廣東話笑說自己沒有特權,被捕時面對相同的程序,「同時我都係一個香港居民呀,咁多年我都係屬於香港一部份,我都係香港人」。
審訊和牢獄,近年像漁網不斷延伸張羅至公民社會各個角落。關有3名子女,他坦言沒有人會樂見自己的父親或丈夫坐監,「如果係判有罪我覺得係唔啱,如果要坐監更加係唔啱;我諗冇人想坐監,但如果需要,我係會接受」。香港民主路上,他從來不是一名旁觀者,亦曾經是走上街頭的神父,回歸前曾有份爭取直選;2016年法律界反對人大釋法的黑衣遊行,他高大的身影便走在其中。
年屆79歲,但他從未言退,保釋翌日回到律師樓照常上班,一生人活出公義。1941年二戰時期在美國新澤西州出生,大學時加入瑪利諾修會當神父,受訓期間曾去過反越戰示威,亦試過每逢周末拍門為黑人登記做選民。黑人民權運動對他影響深遠,受馬丁路德金著作啟蒙,深信要以愛人為行動動機,「唔可以用暴力呀,因為要改變嘅係人心」。
1968年受神父會委派來港,先到新亞書院讀兩年中文,曾到橫頭磡老虎岩居住並擔任該區神父,後來獲已故徐誠斌主教邀請加入天主教大專聯會,他指當時教會有很大突破,由幫助個人改為推動社會改革,因為要在社會中建設天國。有朋友為他取名關尚義,取自關公的關姓及追尋公義之意,笑說:「嗰陣我睇完《三國演義》,關公佢都係爭取正義呀,我鍾意呢個名,但係佢用暴力我冇用暴力」。
那些年努力為基層爭取權益,走到社會最弱勢群體之中,可謂見盡不公義,「嗰陣時好多貪污,好多人投訴警察收黑錢;小巴有啲特別嘅貼紙要貼出嚟,如果唔貼就會抄牌」。他說最難過是,到政府醫院探訪一名老婆婆,「婆婆話想飲水,但佢要喺枕頭攞一蚊出嚟畀人,先至有杯水飲。」
住屋、衞生、教育、工人權益等問題,他都深有體會,深信要改變制度才有出路,「要改變個結構,先幫到更多嘅人;有人成日話你反對反抗,唔係反對係爭取,動機係愛人,就係想人哋有好啲嘅生活」。有一次和幾位意大利、法國、美國神父「瞓街」,爭取公屋提供個人而非只有家庭可申請,他認為每當民間團體高呼訴求,其實是政府體察民情最佳捷徑,「高官喺寫字樓坐,唔知其他人有幾辛苦,一個人幾少收入,喺油麻地租一張床係幾貴呀,所以係幫政府了解情況」。
其後多場學運、社運他都參與其中,包括77年金禧中學事件、油麻地避風塘艇戶爭取上岸、爭取立法局直選等,同時他關注東南亞、中國內地人權,曾出任亞洲人權委員會主席。到1985年還俗結婚,關注人權工作的他從未停下來,到90年代更以半百之齡攻讀倫敦大學法律課程,加入何俊仁有份的何謝韋律師事務所,執業後一直負責人權相關案件。
來港初期面對不公,百姓一臉無奈地對他說「神父,係咁㗎喇,個官字兩個口」,「但係後尾我覺得香港成個社會,尤其是後生一代,係真係有個人尊嚴,開始有信心,唔會咁被動,你唔好睇小自己,呢個係最重要。」近數十年來,他見證越來越多人關心社會,亦明白改變需要過程,「好多時提出問題,政府初頭都係否認、反對、畀壓力,要更多人繼續講個問題出嚟,先會令到佢有機會改變。」
去年7月中,關尚義於香港律師會國安法論壇上發言,形容情況有如「無形的暴力」,但就指縱有恐懼亦希望港人找到方法繼續爭取權利、自由,不料半年未過,無形之手已來叩門。社會高壓是不爭事實,時勢艱難,香港是否已走到最壞的時代?「未必啦,因為初期嚟香港嘅時候,中國內地有文化大革命,我嚟之前一年有好多爆炸,1967。」他回憶,其後殖民地政府曾執行多項強硬政策,例如將三人以上集會視為非法集結的《公安條例》,當年要走到美國領事館才能參加反越戰示威。
未到最壞,但制度倒退亦是赤裸裸事實,他指自2015年人大常委會頒佈「8.31決定」,已必須承認是一個退步,只是他點點頭說,「可能我性格啦,長期來講我睇歷史趨勢,覺得遲早香港會有民主,除非係冇咗HKSAR,冇咗個特區。一日仲有《基本法》嘅話,或者係可以變返民主社會。」
《國安法》下,他首先關心人權會否被凌駕,「當初立法話因為有好多暴力呀,但有陣時係冇用暴力嘅人,跟法例做嘢嘅人都係被拉;終審法院要決定,因為我嚟睇係有好明顯衝突,一方面《基本法》保障國際人權權利,另一方面有《國安法》,睇睇佢決定邊個係為主。」
而相比被捕,他更加擔心風雨欲來的「司法改革」,「有人提議成個制度都要改變,我未知佢哋心目中想點改,但係如果改得太多,或者就會變成一個唔法治嘅社會;唔好等到reform(改革),如果覺得係會整爛現有一個好嘅制度、法治社會,你要出聲啦,唔好俾佢哋去改。」
他形容,若要有真正的「國安」,最好的基礎是一個民主社會,「政府知道人民係點諗、會唔會支持佢哋嘅政策;畀人去發表意見,政府去考慮睇睇使唔使再修改。」聽來像烏托邦,但歷史告訴他,沉默不會令社會進步,他亦認為民主是世界潮流,「睇返每個階段都係會有人出現爭取民主,無論係非洲南美洲北美洲呢啲國家,都會有啲新嘅人開始有希望有理想,有新嘅組織出現要求改善社會。」
他亦以一個番茄的故事作譬喻,希望大家要學會等待,提及多年前曾和一些學生種蘿蔔、番茄,「1個月後蘿蔔掹出嚟食得,蕃茄開咗花仔,但係有學生連番茄都掹埋出嚟,佢未見過番茄喺上邊,以為係好似蘿蔔喺地下啊。第一係要有基本知識,另一方面係耐心,但唔係被動,有啲效果要一段時間先至見到,所以係要繼續爭取,唔好太心急,唔好太快灰心然後放棄。」
被捕當日走出律師樓地下一刻,有記者匆匆問撐着枴杖的關尚義,有甚麼話想跟香港人說,他不假思索便回應,「We need to work for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in Hong Kong(我們要為香港民主和人權努力)」,原來現為見習律師的二女兒亦希望踏上父親的人權路。或許爭取公義,無關勝負不論時日長短,只因一日未見江河滔滔,他仍決心以滴水穿石般的毅力走下去。信仰之外,亦因他對港人懷有信心,「要承認而家係一個好惡劣嘅天氣,如果係10號風球,你會唔會出街行山?你會喺屋企等候;但我相信,一定會有有良心、有原則嘅人出現,睇睇環境係好嘅時候,都係會再出嚟做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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