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權派由特首帶頭，在教大「恭喜」事上借兩名未知身份大字報人的行為開罵，矛頭直指學生。大學高管第一時間痛心疾首自我批判沒把年輕人思想工作做好。且不考慮各種苦肉計陰謀論，一句頂多是年輕人為發洩政治情緒借意於天譴而作出的文字惡搞，給提高到觸犯道德天條、違反刑事罪行般的層次，完全不成比例。

如果事情發生在港英年代，惡搞對象是某英籍高級AO，則新聞官一句英式幽默便打發過去，根本引不起社會人士興趣，遑論勞駕《泰晤士報》連番發社評撻伐；大家都有重要得多的事去忙，小事化無，社會自得和諧。但事情發生在今天就大不同；龐大有形的外來壓力彷彿把本來的政治侏儒一個個都變成了吹氣道德巨人。

碰巧此事發生在大學開學周，各校園滿佈以「香港獨立」為主題的海報和橫額，引來統派小團體衝擊及大陸籍學生撕海報的不文之舉，各大學校方也陸續以「言論自由有限度」為由加入「撕裂行動」。二事交錯，如火上加油，港人渴望多時的「修補」工程，至此已無從談起。

其實，兩事後面，都是北京在煽風點火。《環時》、《人日》等幾份黨報評論的口吻，如同打仗指揮官押陣督戰作總動員。這不僅「符合國情」，還印證了一個歷史規律：造成香港內部撕裂，北方專制政權往往是第一元兇。要明白這點，可由反向事例入手。

一向令愛國派耿耿於懷的是，港英治下的一個半世紀裏，香港都不曾自發地出現過哪怕是稍具規模的反英抗殖運動；民間甚至不曾產生過明顯的親英派和反英派對立。的確，無論是英國商艦最初靠泊香港還是大清帝國把香港割讓予英國，在這兩個「關鍵時刻」，香港人都沒有顯著的抗英意識和行動。當時的香港人，似乎已經是奴性十足的順民；不過，實際情況沒那麼簡單。筆者試以下列一組問題作為探討的切入點，並提供「盒外思維」。

民國史觀迴避了的一個尖銳問題是：為甚麼村民背景的孫中山，他組織的武裝力量，矛頭竟是對裏不對外，反清不抗英？為甚麼早期的孫更和英人打得火熱，出了事還有英國朋友和英國政府營救？孫在當時的滿漢統治階級眼中，是否一個不折不扣裏通外國的洋奴買辦，和今天京港統治階級眼中的大部份香港人差不多？

歷史提供不少解釋線索。

嶺南一帶的原居民、百越族的後代，在雍正以降的百多年裏，一直頑強抵抗清皇朝推行的改土歸流政策（抗拒「一國」、捍衞「兩制」），這點有堅實史料為據，筆者在本欄文章裏介紹過。這種民間的反滿漢、反霸權、視北方政權為外來威脅的意識，在中土政權管治力量穩固、北方殖民歷史深厚的嶺南城市裏比較強，在鄉村郊野比較弱，乃是自然的事；後者除了廣西貴州等偏遠內陸，還一定程度包括當時的中山和香港等沿海地區。便是嶺南的早期真漢人後裔當中，也一直有某種抗拒北人的意識，到今天亦然。

因此，當英國人最初來犯的時候，所發生的一系列戰爭包括穿鼻之戰、官涌之戰乃至第一次鴉片戰爭前期英國海軍對珠江口海域的封鎖，在當時香港原居民眼中，不過是新老殖民者之間的攻防戰，所以他們的態度是坐山觀虎鬥，甚或因為與清政府的悠久積怨，視敵人（滿漢統治階級）的敵人（英殖民勢力）為「次朋友」，以致產生了「裙帶路」的傳說。（在中共史觀和民國史觀底下，政治不正確的「裙帶路」傳說都已經被更正。）

外來專制力量干預香港，損害最大、撕裂最深而後果最嚴重的，當是97年之後來自中國共產黨的一次；這次沒完沒了，至今看不到盡頭，香港社會正在遭受逐步的、全方位的破壞（有人認為法治是例外，它金剛不壞、完好無缺，只要民眾一如以往絕對服從和接受所有的法庭判決，它就會是永恒的）。67到97之間的香港黃金三十年，就是那樣被外來的中共邪惡勢力前後包抄了。這樣看，一個結論是香港97回歸是錯誤的，路子走錯了。

在黑暗世紀裏，惡霸可以強佔良家婦女，自有會耍刀槍的流氓惡勢力撐腰；在那種條件之下，歷史「雄辯地」保證了惡霸的必然利益，一切以為可以改變現狀的想法都是白費心機。但是，我們還是可以做出是正還是邪的判斷，指出那強佔是不義的、錯誤的。同樣，「97回歸」可說是歷史命定，無論是當時還是現在，反對都無效，但我們同樣可以說，那次「回歸」，是錯誤的、不義的。所謂「回歸」，實質是一種強佔，因此不義，體現了香港人史上的第三度被殖民。

走投無路、叫天不應，這一代年輕人於是發蠻地喊出「香港要獨立！」這撕裂的呼喊完全不可理喻，粗糙、無禮、忤逆、狂莽，兼且夾雜着不少真正的「冇人性」、「法西斯」，甚或佗衰家、累街坊，兩頭不討好，左右不逢源，根本是癡心妄想，據說還是犯法的。然而，當其他香港人也逐漸發覺走投無路叫天不應的時候，他們還能夠喊得出的是甚麼？
（節錄，全文將於今日蘋果論壇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