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鎮壓後,內地新聞初期仍有高調公佈通緝民運人士名單、被捕民運人士人數等,後因引起國際社會反彈,很快實施新聞封鎖,民主黨秘書長張賢登直言,「一般內地報紙唔會再報道鎮壓(民運)事情」。身在遠方的港人在此情況下,想方設法為身在內地人士突破新聞封鎖,傳真或費用不菲的長途電話,就是當年接通兩地的工具,「傳真機?我今日問返小學生都唔知係乜,中學生都唔係好知,但當時只係喺商業社會流行,冇人有家居傳真機;唔平㗎,當時買都成上萬蚊部」。
學聯當年8月便購入一本《中國電話號簿》,「我哋喺香港發動所有人,將香港報紙傳真去內地親友客戶,甚至公共機關;其次就係叫佢寫家書返大陸,要將香港報紙,特別要將《文匯報》、《大公報》寄返去,佢哋信嘅係《文匯報》、《大公報》,咁就寄呢兩份報紙返去,當然最經典就係(寄)『痛心疾首』社論。」
要傳真到遠方,首先打通相應號碼,傳送費用和撥打長途電話相若,文件中一部份單據便是多個接通內地或外國不同地方的長途電話紀錄,其中一筆報銷的長途電話費用高達12萬元,「傳真速度就好似56K上網,係好慢,要幾分鐘先傳到上去,所以會有咁大筆電話費」。據知當年某大專曾成立地下組織在中國省市推動全國大串聯,散佈學運訊息,其中的昂貴IDD經費,正是由學聯基金提供。
■記者黃翠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