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高官在改朝換代的辛亥革命中,多能安然度過,共產黨的高官在所謂問責風暴中能全身而退,也就不足為奇了。這就是中國特色了,反正當官的、主政的,百年前百年後,都是朝廷說了算,如今的所謂責令辭職、引咎辭職,貌似摘下了高官的烏紗帽,其實無異當年的挑瓦片騷,換個地方、換個官印,照樣當官,甚至還有升官的。
對於百年前後官場的腐敗,海內外輿論多有比較。問題是,辛亥革命只是推翻了大清王朝,未能推翻官場的心態,未能觸動官員的權力來源,國父的「三民主義」只實現了民族部份,民權、民生闕如。一向以孫中山遺志繼承人自居的共產黨,要的是政權的延續性、合法性的「撫衙」,何曾準備實踐「三民主義」?
無論是中共擅自將「聯俄聯共扶助農工」冠上國父的「新三民主義」,還是胡錦濤、溫家寶主政之後自擬的「新三民主義」(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情為民所繫),都是換了撫衙的幾塊瓦片而已。重溫國父「求中國自由平等」之遺囑,惟有感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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