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樓商廈林立的城市，催淚煙硝四起，示威者高聲吶喊助威，衝鐵馬、擲竹枝；翌日氣氛緩和下來，眾人如苦行僧般靜默遊行，三步一叩由銅鑼灣走到灣仔……這並非反送中運動的衝突現場，而是2005年韓國農民在香港的反世貿示威，完美示範抗爭模式能如水般變幻。

當年港人一向崇尚「斯文政治」，見到勇武的韓農衝擊警方防線，看得目瞪口呆。豈料在2019年，住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急促進化，戴上全副裝備對抗軍警；情況猶如韓國在1987年的六月民主運動，大學生紛紛戴上口罩，在校門前以汽油彈及石塊築起防線及自衞，與警方發生激烈衝突。

專門研究韓國流行文化及政治的中大全球研究助理講師鍾樂偉分析，韓國人個性較坦率急進，爭取訴求的方式十分直接，「日本入侵朝鮮半島之時，人民抵御外敵的力量也很強勁，在日治時期更不時有反殖運動。」韓國人的勇武特質，更見於韓戰後南韓由1953年起陷入獨裁統治 ，後來政權更兩度落入軍政府手中。「軍政府壓迫越強勁，反抗的力量亦相應壯大。」南韓人的公民運動形式多變，而1980年光州血腥屠城後，社會散發一片寒蟬效應，人民仍冒險搞地下化的悼念儀式，毋忘手足的犧牲，令前人的民主精神得以承傳，致使運動最終得以成功。

朴正熙修憲「永續連任」 發展經濟民生但獨裁管治

「東亞國家來說，台灣人爭取民主歷程很漫長；韓國有點不同，韓國濃縮看是1980年至1987年，但實際上反抗意識在60年代朴正熙上台已開始醞釀。」朴正熙是南韓第五至九任總統，任期足足橫跨16年，原因是他把憲法一改再改，先是把任期的2年限制延長，在1972年更再度改為能「永續連任」，而總統選舉的產生方式更改為小圈子選舉，由篩選過的代表團選出。

鍾樂偉指出，這正與香港的缺陷式民主制度類似，但韓國是「由有變無」，「所以韓國人一直都覺得社會應有公義和民主，有一種要撥亂反正的心態。」

然而，即便面對猶如把帝制復辟的軍事強人，南韓民眾敢怒不敢言，這與建國後的經濟疲弱有關，「1950年到1953年，打過三年韓戰損耗很大，當時經濟比北韓更差。」民眾連自身生計也難保，而朴正熙上任後着手發展經濟創下了「漢江奇蹟」，令他挽回了一定的民意。

獨裁軍人被暗殺 代總統一度欲恢復直選

然而朴正熙不改鐵腕統治的作風，他另立的《維新憲法》令年輕人大感不忿，禁止男生留長髮及限制女生裙襬長度，更派遣軍警在街上強硬執法；在70年代下令拘捕社運領袖金大中，不久後更趁執政黨佔國會大多數比例，粗暴地褫奪反對派金泳三的議員資格，「當時西方文代傳入當地，如反戰、自由等思想，大規模的學運在釜山馬山等地爆發。」

為了「止暴制亂」，朴正熙強硬鎮壓，不出五天就殲滅了示威力量，被拘捕人數高達1,563人，但六天之後，朴正熙在檢討釜馬事變的飯局中，被中央情報局局長金載圭暗殺。鍾樂偉指出，金載圭是朴政府中少數反對鎮壓學生的官員，看不過眼國家沉淪下去；而根據憲法，朴正熙死後應由國務總理崔圭夏先代任總理，「代總統是比較親民主，繼任不久後已想修改憲法並有直接選舉。」

少將全斗煥政變上台 邊境城市光州成反抗大本營

豈料在崔圭夏代任總統不久後，時任國軍保安司令少將全斗煥發動雙十二政變奪權。鍾樂偉指出，當年南韓的軍方認為暗殺朴正熙事件背後，埋藏着對國家主權的重大挑戰，「更加有人流傳是遭到北韓特工滲透，希望透過混亂去『解放』南韓。」在南北韓交惡的年代，「反共」是強力的藉口，軍方以國家須要更強壓監控的姿態上台。「政變令當時社會嘩然，因為他們經歷了18、19年的軍人統治，還以為那一刻會有民主。」

這種失落感再度成了龐大的政治能量，即便當年全斗煥頒佈軍事管制，各地仍不時出現零星的示威行動。其中首都漢城（現在的首爾）的聲勢至為激烈，一度衝破5萬人；但誰也沒想到，在全斗煥頒佈更廣泛的全國緊急戒嚴令後，只餘下光州市仍有大規模的示威活動，由最初的3萬人演變至20、30萬人。鍾樂偉分析，光州位於韓國的南方，位處邊疆，與中原政權的疏離感較強，也相對較貧窮落後，「由於光州的政治資源較少，令人覺得它被忽略，爭取平權及公義的意識更強烈。」

軍政府封鎖如理大圍城 血腥鎮壓光州示威者

史上有名的5.18光州事變，就是由全南大學、朝鮮大學共1,500名學生發起，在校門前與軍警發生衝突，最終受到強硬鎮壓。後來光州市的情況更像今天的理工大學衝突；全斗煥封鎖了光州，嚴防其他城市的人到來增援，更截斷了對外的通訊，避免示威席捲其他城市。激進的光州人曾一度到火車站、高速巴輕等地阻礙軍警進城，「但到了5月21日，軍隊決定了開槍，針對當時光州市中心全羅南道的學生。」

鍾樂偉說，屠城後軍隊暫退出城外，當時光州市猶如進入自治狀態，民眾自強自救，「學生繼續上街示威，家庭主婦會煮飯分給示威者吃，油站又會免費入油，車輛會主動義載傷者到醫院等。」他續說，當時民眾與香港人一樣憎恨軍警，以沒有警察但仍能維持治安自豪，只可惜好景不常：「這情況是維持很短時間，結果去到27日，軍隊再次屠城，令整個運動瓦解。」

鍾樂偉指出，在軍隊入城後，大量示威者都撤出市中心，只有數百名死士留守，但無情的坦克車依然輾過他們的身軀，「情況有點像八九六四，光州就如北京，是完全被孤立；因資訊無法外流，官方在電台上抹黑運動，說是有親北韓分子搞叛亂，妖魔化城內的人為『暴徒』。」

六月民主運動承傳光州精神 1987年終爭取到「真普選」

光州屠城事件後，80年代初韓國公民社會經歷過一段低潮。鍾樂偉指，全斗煥禁絕任何形式的示威活動，包括悼念5.18事件中的死難者，意圖把一切證據塵封，更大肆抓捕參與運動的人入獄，部份學生更因政治訴求被開除學籍，「大學生面對更大阻礙，在校園內無法高談闊論政治。」然而，不少家屬團體把儀式簡化或地下化，仍然堅持悼念死去的手足，「這就是令運動不會完全死寂的原因，就是還有人願意冒險去參加。」

到了1984、1985年，因全斗煥放寬了對公民社會的壓制，更有在野派人士在國會選舉中大勝，學運的聲勢在這一片自由的氣氛中再次爆發；而這一次，學生們更有策略性地擴大民意認受，「因為工人也是被打壓的對象，學生便幫工人爭取權益，令工人也一同起義。」

然而，真正令學運延伸至各階層的抗爭，是1987年一月中旬發生的21歲少年朴鍾哲之死。朴鍾哲因參加社運被捕，警察對他嚴刑逼供，最後窒息至死，「人民容忍政權以強硬方式對學生，但絕對不接受屠殺下一代。」抗爭的戰線覆蓋更廣，不少家長因心痛而上街，良知也喚醒了眾人，包括法醫官驗屍並將警暴真相公開，而記者也抗衡審查壓力，把不利政權的真相報道出來。

在六月中旬，多間大學的學生以石頭和汽油彈在街頭對抗軍警，延世大學學生李韓烈在校門被催淚彈擊中頭部，更引發了波瀾壯闊的連鎖效應，「整整一個月內有數百場示威，是每一個城市都有十幾廿萬人上街，使軍隊兵力不足以鎮壓，也無法像之前封鎖光州般處理。」在6月25日200萬人大遊行後，全斗煥在一片聲討浪潮中淡出政壇，由其親信及接班人盧泰愚頒佈「六二九宣言」，確立了總統和國會的直接選舉制度，也就是現時人們口中常說的「真普選」。

美國施壓令軍政府軟化 「光州屠城」至今真相仍未明

南韓政府在百萬人上街後，推倒獨裁政權並取得民主。問鍾樂偉為何一向強硬的軍政府態度突然軟化？他指出全國性示威幅員太廣，軍警不敷應對，更有人選擇倒戈：「光州屠城後，其實整個國家的人都唾棄軍隊，這令他們出現異心，認為政權當他們是condom，利用完即棄。」

美國因素是另一關鍵，致使南韓軍政府轉變態度。鍾樂偉指出，在1980年美國支持南韓強硬鎮壓光州人民，是因為恐懼北韓共產黨勢力混入了抗爭力量之中，「冷戰正處於高潮，因此美國默許全斗煥屠城，須要連結他去反共。」直到80年代後期，蘇聯勢力開始疲弱，美國反共的心態也漸凋淡，「美國放棄全斗煥並令南韓變天，是有種道德壓力，一來軍政府政權與美國推崇的自由民主背道而馳，二來美國為了鞏固它在南韓的利益，想要南韓開放穩定。」鍾樂偉強調，美國支持獨裁者的情況只是策略性及短期的決定，而80年代後期，多個國家也走向民主轉型後就不再復見。

常有網民比較韓國及香港的抗爭歷程，但鍾樂偉指不代表能複製同樣的方式，「韓國爭取民主的手段比較直接簡單，因為當時民眾針對的矛頭只有一個，就是當時的軍人政府全斗煥；香港就複雜得多，不只針對特區政府或林鄭月娥，還有警察的濫暴及北京因素。」他指出，對公義及民主的渴求、調查真相的訴求卻是共通的，例如光州屠城一事，因全斗煥政府嚴格管制下，死亡人數至今仍未明示，坊間流傳為一、二千人，但官方數字僅165人，真相仍有待查考。

鍾樂偉：光州事變仍有待深入調查 與香港人共通的求真精神

至於事件何時被平反 ? 鍾樂偉認為是到1997年社運領袖金大中上台後，經調查後法院判處全斗煥與盧泰愚坐監，「另一個重要指標是能公開悼念，而80年代初尾，也有國會聽證會，傳召前軍人去憶述光州屠城的境況。」時至今天，依然有不少歷史檔案有待解封，就如文在寅下令成立調查委員會，揭發了軍人除了屠城外，還強姦婦女，「《逆權司機》上演後，也有再次調查，例如當時有沒有用直升機向市民亂槍掃射等。」即便事件至今已40年，南韓人仍沒放棄對真相的追求，鍾樂偉指這種擇善固執正是一種抗爭土壤，「我想香港人也可學習韓國民眾的率性直接，應該做的就去做吧；有些事情不會有即時效果，但要相信要來的一天總會來。」

記者：陳娉婷
攝影：潘志恆、徐振國、資料圖片／網上圖片
編輯：鄒仲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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