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慶全的〈胡風致喬冠華函〉說,一九六六年,胡風知道要到四川服刑之後寫過信給外交部部長助理喬冠華,婉轉表明希望對他的處理有所緩和,讓他留在北京服完剩下的刑期。喬冠華沒有替他爭取。聽說,一九五三年喬冠華奉命向胡風傳達中央看法的時候說:「我過去是你的朋友,現在是你的朋友,將來還要做你的朋友。我覺得,把問題攤開來談,花幾天工夫一定可以談得清楚。我覺得,這個關一定可以過去。」胡風說:「我從來沒有抱過關思想。」喬冠華說:「我的話說錯了」。
上個星期,我影印了這篇文章寄去給那位英國朋友看。我心裏還是很不舒服。喬冠華一九六六年把胡風給他的那封信經章漢夫、姬鵬飛轉給周揚,短短的附信上收尾說:「此人已不可救藥,我的意見是,不邊(便)再理會他了。」昨天深夜,朋友從倫敦打電話說:「喬冠華後來不是也成了不便再理會的對象了嗎?那是甚麼世界!」我忽然想起梅志晚年說的那句話:「今天還能坦坦然地見人,理直氣壯地說話,可能也是我的平庸吧!」在那個說謊的時代裏,平庸才是活着的脊梁。
(圖)俞平伯舊詩稿兩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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