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才會快樂」從來都是個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難題。有錢固然不一定快樂，擁有自由也未必能夠快樂，童年是許多人一生最快樂的時光，卻往往亦是最受別人管束的一段歲月。由此可見，「快樂」這概念既主觀又難以捉摸。但許多傳媒知識分子卻偏偏不是這樣看，他們不但自以為了解別人怎樣才會快樂，更自大的是，他們要鼓吹政府去干預「人民的快樂」。
嶺南大學最近公佈2007年的「香港快樂指數」跌至三年來低位，傳媒知識分子於是大做文章，歸咎這是政府「單靠發展經濟的單線思維」造成的結果，故政府有責任建立一個「更符合社會公義的社會」，改善市民的快樂。

怎樣才算一個「不單靠發展經濟」而又「符合社會公義」的「快樂社會」呢？傳媒知識分子給我們舉了一個現成的例子：不丹。為甚麼？因為不丹是全球最窮困的國家之一，卻可以在英國心理學家AdrianWhite編製的「世界快樂地圖」排名第八，比排名第六十三、「單靠發展經濟」的香港高出一大截，故此值得香港借鏡。傳媒知識分子如是說。
筆者不知道不丹人民是否真的很快樂。我只知道，不丹一直以來是個專制的國家，該國對電視和互聯網的禁令，直至1999年才被國王撤銷。這樣的社會，就是「更符合社會公義」了嗎？事實上，如果大家看過那幅「世界快樂地圖」，便會發現越富裕的地區，整體而言人民便越快樂。作者AdrianWhite也認為，整體上快樂地區的元素包括良好的醫療、高人均收入和普及的教育，但卻沒有包括所謂「社會公義」，例如日本和南韓的人民收入差距較小，理應「更符合社會公義」，但他們的「快樂排名」卻比中國和香港還要低！

就算是嶺南大學的土炮「快樂指數」，實際上亦顯示了財富和個人快樂的關係。在指數中，最不快樂的香港人是失業和低技術人士，正正反映了發展經濟的重要性，因為按照同一邏輯，經濟一旦衰退，失業人數上升，不快樂的香港人肯定只會更多。
傳媒知識分子借題發揮，先拿不丹對香港揶揄一番，復再要求政府「以提升市民幸福快樂為己任」，無非是乘機宣傳其一貫大政府、反市場的左傾思維；透過政府干預把「快樂的感覺平均分佈在社會各階層」，實際上就是共產黨的平均主義。其所謂增加港人快樂的「意見」，更加不知所謂：甚麼「居住環境可以在石屎森林以外」、「保存社區價值」、「維護香港人的價值」（可笑的是，連「公餘與家人共聚，多撥出時間運動」也算作是港人的價值！），筆者實在看不出靠這些「政策」如何可以令失業和低技術人士更快樂。

正如有錢不一定快樂一樣，「在石屎森林以外居住」也未必會快樂；一個追求事業上成功感的人，政府若以「最高工時」等立法，逼他多陪家人、多做運動，他會開心嗎？政府保留皇后碼頭等「集體回憶」會令市民快樂嗎？有沒有想過一個中環的上班族，是多麼的渴望擴建後的馬路，可以令他多點公餘時間與家人共聚，而不是浪費在塞車上？傳媒知識分子只懂按照自己的意思，將人對快樂的追尋徹底簡單化，難怪會被人看成是「toosimple,sometimesnaive」了。
正如美國獨立宣言和憲法所言，政府要保護的是人民「追尋快樂」的權利，而不是把人民當成小孩般，以干預的手段「提升」或「平均分配」他們的快樂，因為真正的快樂只有個人自己才知道，也只能靠自己去爭取。在經濟好景時，看到別人升職加薪或炒股賺大錢，因出於妒忌而感到不快樂的話，那完全是個人的問題，真正要「好好反省」的是個人，不是政府。左翼傳媒指鹿為馬，把責任通通推到政府身上，在社會上煽動非理性的民粹情緒，這種行為本身才是最令人不快的。

黃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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