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他從民國元年記載舊曆大年初一的文字，卻可看出那桐的小心謹慎，是個幹練的官場老手，絕對不犯原則性錯誤。民國元年開始，政府改用陽曆，日記也開始記陽曆，還特別說明：「此後遵照臨時大總統袁（世凱）通告，改書陽曆。」看看第二年（1913）的陽曆元旦，那桐不但當作一年的起始來記，還派家人到英國領事等十餘處去拜賀新年。到了當年二月六日，即舊曆新年，那家照舊賀喜拜年，快快樂樂過新春。不過，在日記裏開始添了一筆，是提醒自己，也是為自己做歷史定位：「時為前清告退少保大學士也。」
值得注意的是，每年到陽曆元旦，他都遣家人去賀年。1914年就「早遣李順持片（名片）到英、德、日領事，英、德工部局，正金銀行等處賀年喜。」到舊曆新年時，闔家團聚，則隱約吐露心境。這一年是民國三年，寫的春聯是：「今朝有酒今朝醉，一年又過一年春」，還加句評語，說「紀實也」，顯然是有牢騷，又用「此地無銀」的筆注，說只是紀實。年初一則記自己是「前清告退之少保大學士也」。民國之後，每到舊曆新年，都是這種自我定位的記法。1916年，又加上「前清遺老」。到1918年，自定的銜號更加明確：「予告太子少保文淵閣大學士，前清遺老也」。他死前四年，不再使用「前清遺老」一詞，改記為「以太子少保文淵閣大學士引退家居」，似乎自己是個退隱的陶淵明，只不過稍微顯赫了一點。
那桐的日記，不太記朝廷大事的細節，更無秘聞。但在記述日常家居之時，卻透露了他惆悵的心境，也顯示了他謹小慎微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