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今日

叛逆女子 - 陶傑

蘋果日報 2010/01/05 00:00


張愛玲作品三十年來,尤其是所謂「五四」以來,一直維持暢銷。
在Facebook上交友告訴小朋友你是張愛玲的fan士,像告訴全世界,你是法國紅酒的欣賞家一樣,無論何時都不會out,但如果告訴人你是巴金、茅盾的讀者,就像讓人知道你平時好孖蒸和五加皮,有落伍而沉悶的感覺。
因為張愛玲的文字,無論何時閱讀,都覺好「型」。型在夠個性。
在其他所謂「五四名家」筆下的抗日戰爭,是愛國的民族大業,豈知到了張愛玲筆下,她doesn'tgiveadamn!
「在香港,我們初得到開戰的消息的時候,宿舍裏的一個女同學發起急來:『怎麼辦呢?沒有適當的衣服穿!』」
媽呀不得了,這個小女子怎如此大逆不道呢──「至於我們大多數的學生,我們對於戰爭所抱的態度,可以打個譬喻,是像一個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盹,雖然不舒服,而且沒結沒完地抱怨着,到底還是睡着了。」
對於所謂民族生死存亡,張愛玲偏偏說:「能夠不理會的,我們一概不理會。出生入死,沉浮於最富色彩的經驗中,我們還是我們,一塵不染,維持着素日的生活典型。」
張愛玲的cool,在於毫不矯飾,對於沒興趣而不熟悉的事情,一概不沾邊。然而在烽火漫天裏,她一曳頭髮,挽着手袋,踏着高跟鞋,以一個很卡地亞的姿勢,還給那個時代一個窈窕的背影,加上一個德行有點問題的男人,在她的背後,傳來一片罵聲。
然而張愛玲越是有「爭議」,她身後的名聲卻越長壽。連《色,戒》之類後期作品,她也受到台灣在海外的保釣份子幼稚的責難,追問為何「醜化」愛國青年。張愛玲晚年的唯一的敗筆,就是寫了一篇「回應」自辯──何必理睬這等嫉妒的愛國塔利班呢?他們沒有資格與她對話。
還是香港人比較體諒張愛玲。畢竟,面對一個所謂大時代,作家有風花雪月的自由。六十年代大陸飢民翻山越嶺,後來「文革」時期,浮屍從西江飄來香港,亦舒還一樣只寫她的《家明與玫瑰》,林燕妮也只寫懶洋洋的枕頭,作家不必定要為所謂國家民族負責。
寫得好就是了,在抗戰之中,豐子愷也不是明月流水嗎?張愛玲心情逆轉時,又寫「國家」了,不過不是抗戰,而是《赤地之戀》,這件華麗的大衣,總是附着幾隻喧噪的小跳蚤的,歲月張看,益發閃閃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