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談判後的過渡期延續英國政府和中國政府兩陣對戰之局。英國政府知道她必要退出香港，但她所要的光榮退出不是一個莊嚴的儀式，而是要讓英式的制度可以在香港保留下去。在中英談判期間，英國政府就已開始了在香港建立代議政制的改革。區議會和立法局功能團體選舉都是在80年代引入香港。中英在過渡期紛爭之源就是當英國退出時，所留下的制度應是殖民地時的制度還是經英國政府處心改革了的制度。

過渡期中英雙方的共同目標是要確保權力順利轉移，讓英國政府退出遊戲，把主導權交出。但這主導權是交給誰呢？這是另一紛爭焦點。把兩點連起來，代議政制加速了本土力量的興起和凝聚，使權力轉移複雜化。香港本土的力量雖不會構成港獨的威脅，但卻使中國政府難以在過渡期後如英國政府在殖民地時代般，那麼容易主導整盤遊戲。
中英雙方在過渡期的關係也有不同階段。在英國政府初推出代議政制時，中國政府看為極大的挑釁。在燃起了香港部份本土力量的盼望後，英國政府在中國政府的壓力下反又把88直選否決了。在89民運後末代港督彭定康推出的政制改革加速立法局的民主化步伐又引來中英雙方的另一輪爭拗。英國政府在過渡期與中國政府的對戰中，時用強硬的策略，時用忍讓的策略。她和中國政府一樣在這爭持中都要爭取香港本土各方力量包括泛民主派、泛親中國政府派、專業人士和香港商界站在自己的一方。這也促使香港各方本土力量建立起自我的意識。每一局的政治遊戲都影響着下一局的形勢。過渡期的發展正好見證了這點，香港本土力量由後殖民地時代的興起，到過渡期的凝聚，打亂了中國政府原先對過渡期後香港管治的如意算盤。